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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值万金”的住建部高官

 

 

   相对于其他京城高官来说,刘宇昕的职务还只是个正厅级,国家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原副司长但他手中的权力之大,这是很多京官所不能比拟的。用业内人士的话来形容,相当形象:“别人打个电话可能只是个电话而已,但刘副司长的一个电话却很值钱,有时候,他一个电话过去,过几日就有人会把一辆10多万元的小车开到他身边……” 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直接插手或者给相关人员打招呼等方式,为利益相关企业办理资质、承揽项目等提供帮助,进而收取房子、股份、名车、美元、名表等。这是刘宇昕常用的敛财手法。

2013年4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宇昕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30万元。经查刘宇昕总受贿金额在288万元左右。获刑时,刘宇昕刚过57岁,七年前他从处长的职位上升任副司长。这起涉及住建系统受贿窝案近期在北京市司法机关陆续审理,建筑行业资质升级腐败黑幕也逐渐浮出水面,涉案人员利用分管审批、掌握信息、参与评审等便利,暗中进行权力交易,严密的程序和规定屡屡被轻易突破。

                           “资质管理规定”成了捞财“机缘”

     有观察家分析认为,如果没有一份新的《修建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文件出台,或许刘宇昕的犯罪记录会有所改写。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规定”出来,让刘副司长这位建筑业的行家看到了其中的利益,及其利用自身权力可以生财的希望。不过后来也有人称,把持不住自己的人,即使没有任何规定出台,他该怎么样还是会怎么样的,这不能怪什么“规定”出台,最终还得怪自己。

这份规定出来大约是在六七年前,讲得简单点,这份规定的核心是:全国有那么多家建筑企业,每个企业自这份规定出台后,都要按各系列各类别和等级,衡量自身的“力量”(资质),从中寻找自身的地位,申请自己的企业能放在哪个阶层?也就是说,在没有确定各企业的自身价值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于是,在那一年年底或次年初,有大批企业的头头脑脑们,披星戴月地涌向京城,他们要在京城寻找自己的定位(资质),那么住建部市场监管司当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那会,刘宇昕的办公室和家里,来人是天天爆满,说情的请客的排起长队。桂立平就是这其中一员,桂在京城内外开着多家公司,有建筑公司,装饰公司,也有市政工程公司,还有拍卖公司等等,此人极具商业头脑,除了懂经济,还会写论文,诸如《浅谈轻质砖砌体施工质量的控制》等就发表在国内高端刊物上,并且这些论文均出自他亲手操刀。他找到了刘宇昕,明确说要交个朋友。

坊间有人称,当时年纪比刘副司长要小得多的桂立平在熟人的牵引下,在一家情调颇佳的茶馆里与刘喝茶论道。桂闭口不谈要刘帮忙的事,只谈茶和文化,偶尔谈谈建造方面学术。刘宇昕当然清楚,桂不可能闲着无事来和他谈文化什么的。但他也不急,两人就这么闲聊着。临别时,桂立平抛出一句:“刘司长,你看,情况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的工程公司,活干了这么多年,经验那是不用说的了,但是目前没有一级资质啊,要想去干很多活,那就会有很多限制,俺有干劲,可干不动了啊,你看刘哥是否可以……那个我一下……”桂立平话音刚落,刘副司长也爽快,他拍了拍桂的肩膀,大声道:“呵,你可是叫我哥啦,我做哥的可不能不帮你啊,你干的活我略有耳闻,这样,你给我报告,我仔细研究,能那个一下,我就那个一下。”此番言词结束,桂立平眼泪快都要下来了。

 按桂立平后来的话说,刘副司长真的是很够哥们义气的。没多久,桂立平就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拿着这两份2002年1月批复的红头文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主项)和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增项)”。桂立平兴奋得几天都合不拢眼,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感谢刘副司长。

不过就在这时,桂立平还是打听到了,刘的儿子刚好要出国深造。于是桂就在一个夏日酷暑的夜晚,推开了刘的家门,两人继续谈着茶和文化,不过桂在中途话锋一转说到了刘儿子出国的事。桂说,出国最主要是花钱厉害,但孩子能出去一次真的是桩好事。“你看,哥,我这当叔的可不能一点意思也不表示吧,这样吧,东西也买不好,买了也不一定能带到国外去,叔给侄包了个小红包,算送行有喜吧。”桂在临走时从包里拿出红包,并一再把刘按倒在沙发上,说无论如何“当叔的不能空着手送行吧”。桂离开后,刘和妻子打开了这只鼓鼓的小红包,1万元美金,两人倒抽一口冷气。“这礼重了?”“收下吧,叔给侄子的,应该行的吧。”犹豫中,两人在紧张的对话中收下了这笔以现在看来几乎可成为“灭顶之灾”的小红包。

很多年以后,当桂立平被叫进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配合检察官调查时,说起此事,他仍全身冒冷汗,为什么?他说,其实当时他也是大着胆子来拼一下的,如果不成,说明刘是个好干部,如果收了,那以后的事就没得说。但当时他也怕刘不收,或者怕刘先收下过几天又退给他。这以后,桂立平从刘这边捞到了数以千万的好处,当然他的“小红包”变成了“大红包”,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刘家的“特别财政”。

                          “入股”成受贿的遮羞布

2008年11月,河北省石家庄的一家建筑公司的李董事长托人找到了刘宇昕,说公司现在要积极拓展业务,但是估计硬碰硬是上不去的,因为资质不够,希望刘副司长多多关照。刘宇昕的回答非常明确“建筑企业事关百年大计,当然得硬碰硬了,别一心想着要关照和照顾。”

这个李董事长见碰了软钉子,便不再出声。但帮他托的人却不泄气,暗示李董要“带包”晋京。李董立马明白。于是再找来,并表示不谈资质的事,就是带了两瓶好酒想让刘副司长尝尝,关心下基层企业的实际问题。刘宇昕应邀出席。酒局设在六环郊外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菜倒一般,上来的酒也是李董从河北家乡带来的酒。

几个人喝着,李不断地给刘副司长满上,渐渐地大家都脸红了起来,熟人开始在桌子底下踢了李几脚。李会意,开始讲自己的事。

李说:“刘司长,其实我知道,如果不是老张(熟人)他们带着过来见你,借我几个胆,俺也不敢见你啊,更别说在一起喝酒了,你是谁,我是谁啊,我扔你跟前,给你当抹布都不行啊,你是我们全国建筑企业的高山,里程碑啊……”(停下)熟人老张又用脚踢了几下李,意思是“这话这马屁有些过了”。李接着说,我们也就是想托你的福的进步一下,你看我们还要准备些什么材料不?“老李啊,不是我说你们,就你们那材料,别说一级,三级也通不过啊,这个我很为难的……但话也不能全部说死,只要努力总还是有希望的,来,咱们干,喝了这个再说。”

李来之前,还是摸过些门道的,刘副司长喜欢喝酒,喜欢有人奉承他,把住关键脉搏,基本可行。

一个多月后,李董事长拿到了一级资质证书。李欣喜若狂。他再次来到北京,把一张京郊高尔夫球会员卡递到了刘的手里,说“真的也没别的可以拿得出手了,刘司长给建设厅这电话打的,可管用了,建设厅立马照办,司长累了,拿这个消遣消遣吧。”刘回家一看,“乖乖,15万元的高尔夫打球卡”。刘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的是硬碰硬,李的公司根本进不了,他那公司里,一级建造师人员的证书弄得是乱七八糟,工程业绩一栏弄不懂他们究竟做过些什么大工程,很多表格都对不上号?就这样的一家公司,刘宇昕多次给河北省建设厅电话过去打招呼“重在鼓励为主嘛,这些年老李他们还是做了好几个大工程的,在京城口碑也还不错的……”其实,当时的建设厅官员很想问刘副司长:“他们有哪几个工程是在京城叫响了的?”但他没吭声,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出,上面的意思是要给李上,他没必要阻止,实际上也阻止不了。

这年底,北京李董事长又带了个朋友过来,这个朋友姓金,是北京的一家公司负责人,他们想要弄个“注册工程师网络继续教育的项目”。刘宇昕当然照办,几番电话打下来,他不仅得到了这家公司送来的一辆20多万元的丰田小车,还收到了他们为庆贺刘司长乔迁新居的贺礼,一套2万多元的高级音响。当然还有附加值等,就是请刘司长“入股”,他们的目的是,以此可以更长时间地让司长对他们进行多方位的关照。这一招,让河北的李董事长羡慕不已,李说:“咱为什么就没想到用这招呢,入股多好,名正言顺地可以给领导发钱了。”

其实还有几桩事同样值得一说,这些事充分说明,刘在大肆进行索贿的同时,也在注意自身的“外在形象”,他多少会让人感觉出,刘那特别的“谨小慎微”的行事作风。当年桂立平在北京成立新公司,注册资金数百万元,刘宇昕得知情况后,秘密将桂约出来喝茶,期间他透露出意思,自己能不能拿出20万入股桂的公司。桂立平是个聪明人,他说,“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看,干脆我再外加30万,以你的名义入股50万吧,有哥在这里撑着,我们公司的运作会更好,更让我放心。”就这样,不知不觉中,30万元的无形资产就这么润物细无声地流入到了刘宇昕的腰包里。不过刘宇昕还是有些不大放心的,他把这笔意外股份登记在了他的弟弟刘宇辉的名下。这年底,刘宇昕和妻子在一次聊天中,妻子说,桂的公司有不少办公用房,闲着也是闲着,是不是可以周转一些过来“用用”?刘很快把话带到了桂立平这边,桂立平公司一套总价160万的公寓,位于北京海淀区世纪城附近的房子,立即成为刘宇昕的房子,他要刘拿出120万,分三次支付就行。当然,刘依旧比较谨慎,他和妻子搬进了这套大房子后,房产登记的名字写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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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斌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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