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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第一贪”毕玉玺

 

文/殷一果

 

2005年3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庄严宣判,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因受贿1004万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毕玉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被称为“京城第一贪”。毕玉玺曾经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是什么原因让他走向犯罪深渊,身陷囹圄?

 

“抑郁”的副局长

毕玉玺1942年6月出生在北京市通县马驹桥乡西田阳村。他从北京农学院大学毕业后,曾在通县城关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当技术员。1984年,毕玉玺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任通县组织部长、副县长、县长。毕玉玺任县长期间,积极争取资金,修建了通县运河大街和玉带路,建成了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

1991年,表现出色的毕玉玺调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正是这次调动,让毕玉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毕玉玺后来曾对专案组说:“我是县长职务平调,看到人家县里的一些正职调到市里都是正职,或者提拔到市里工作,这是组织不重用我,对我不公平。由此我表现在工作中,上班来,下班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上松懈、思想上懒惰、学习上也放松了。”正是这种不平衡,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1999年9月16日,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毕玉玺兼任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次变动,让毕玉玺找到了“发财”的良机。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公司,资产总额达到306亿元,公司负责北京多条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是众多施工企业眼中的“财神爷”。

2000年6月,全长98.58公里的北京五环路正式开工建设。五环路投资为136.4亿元。为兴建五环,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向银行借贷116.3亿元。这一块“大蛋糕”,引来无数“诸侯”前来淘金挖宝。手握重权的毕玉玺自然成了众多老板重点进攻的对象。

北京同兴建设工程公司经理蓝义就是众多老板中的一员。蓝义和毕玉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熟悉。当时蓝义是通县县政府招待所副经理,毕玉玺是县长,两人的关系很好。1996年9月,蓝义下海创办了同兴公司。当他听说自己从前的“老朋友”毕玉玺已经高升为首都公路发展公司的董事长时,眼睛一亮,似乎看到了一条铺满黄金的“高速公路”。他主动上了毕家门,说明了来意,毕玉玺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意思,五环路马上要开工了,有的是活让你干。”在毕玉玺的帮助下,蓝义的公司承揽了多项工程,赚得钵满盆满。投桃报李,蓝义在春节前送给毕玺10万元钱,第二年春节前又送给毕玉玺20万元。为了讨好毕玉玺,蓝义使出了浑身解数。过年过节蓝义都要给毕玉玺的儿子毕波大把的压岁钱。毕玉玺乔迁新居时,蓝义送去了高档家具,让毕玉玺和妻子王学英喜上眉梢。

据统计,毕玉玺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或索取25人77次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

毕玉玺主要通过以下手段疯狂敛财。

一是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大搞权钱交易。毕玉玺曾收受港商苏启伦给予的工程“佣金”,在内地事先密谋,事后又指使苏启伦存入毕玉玺在香港花旗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从密谋到实施达10年之久。

二是以子女出国留学为名收受或索取贿赂。毕玉玺及其妻王学英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说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暗示他人“送钱”,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姜亨利便以合办公司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其子个人名下。

三是利用节假日、生日大肆接受他人送的礼品、首饰、银行储值卡、饭店娱乐消费卡等。据毕玉玺交代,每年春节他都能收到他人送的各种银行卡、消费卡,价值人民币30万余元。

四是借出国(境)开会、外出旅游收受他人钱物。毕玉玺及其妻王学英每年都有机会出国(境),到外地开会、旅游。行贿人余立平专门打听毕玉玺的出国时间和地点,以造成在国外的“巧遇”,先后四次贿赂毕玉玺17万美元,以及价值人民币4万元的钻戒。

五是以“玩牌”名义赌博,从中收取下级、不法商人故意输给的巨额现金。北京同兴建设工程公司经理蓝义通过毕玉玺的帮助承揽到大量土方工程,仅此一项年收入800万元。蓝义通过赌博故意输给毕玉玺累计数十万元,为此还得了绰号“蓝精光”。

 

捏脚给了20万

毕玉玺的腰包鼓起来了,人也“牛”了起来。毕玉玺平时穿的衣服都是价值不菲的世界名牌,家里的装修也是极尽奢侈豪华。作为声名赫赫的国有大型企业,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首都的经济建设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司的各种投资遍布全国各地,影响力甚至达到国外。作为这家公司1999年成立伊始的“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毕玉玺的地位和“声望”可想而知。在公司内部,他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公司的副总们在他面前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2003年6月,毕玉玺退休审计时,有的账本审计人员根本拿不到,原因就是“毕总没同意”。毕玉玺不仅在单位内部事务上嚣张霸横,平时对待下属和普通工作人员也极其狂妄傲慢。毕玉玺坐车从来不摸车门,上下车开门都得由司机代劳。一次,毕玉玺在部下的前呼后拥下进入公司大门,女服务生开门的动作稍微慢了点,看到“老毕”不悦地皱了皱眉,随行的一个副总经理抢先一步上去,劈头就给了小姑娘一个大耳刮子!“老毕”眼皮都没抬一下,耀武扬威地进了大门。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毕玉玺开会时的姿势也很特别。大家都在正襟危坐,他却经常是身体向后倒在沙发上,一副骄横冷漠的样子。

为给自己脸上贴金,毕玉玺经常在众人面前炫耀其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不一般。在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毕玉玺的办公室及家里,悬挂着他和许多领导合影的巨幅照片。在各种场合,他喜欢与名人特别是歌星、影星交际,并以此为荣。毕玉玺曾经说:自己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贡献,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组织给予自己的,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毕玉玺执意宣扬、标榜自己,树碑立传。2001年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发了毕玉玺《首发公司工作讲话汇编》一书。案发前,他还口述完成了名为《我的二十年》一书,并准备马上出版。

毕玉玺注重保养、讲究形象,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大肆挥霍。案发后,毕玉玺手中的各种消费卡价值达上百万元。同时,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女人。毕玉玺曾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听给其按摩的小姐说买房缺钱,自己当时心情不错,他大手一挥:“给你20万。”这名小姐目瞪口呆。

 

漫漫铁窗无涯际

毕玉玺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众怒。在北京五环路工程建设招标中,许多项目出现违背市场规律的畸高现象。仅以信号灯为例,就比正常的市场价格高几倍。一些落选的工程建设公司和供货商自然不服气,四处告状。

2004年5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联合纪委成立“5·06”专案组,对毕玉玺等人涉嫌经济犯罪开展侦查。

毕玉玺案的侦查和审理可谓一波三折,专案组成员经历了和毕玉玺犯罪团伙的斗智斗勇,才最终让这个狡猾的贪官臣服于法律的威慑之下。

毕玉玺作为一个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官场一路顺风的人物,具备相当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反侦查能力。在离任审计前,毕玉玺就买来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文件“认真琢磨学习”,掌握了构成经济犯罪的四个要件,还多次向法律专家询问过有关经济犯罪的审判、量刑等问题。被“双规”后,毕玉玺对自己的问题,不是闭口不提,推说不知,就是避重就轻,只承认自己的“领导责任”。虽然并不知道办案人员具体掌握了他多少犯罪事实,但他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与同伙订立的攻守同盟是水泼不进的铜墙铁壁。办案人员在掌握了其心理后,开始从其外围进行突破。

第一个突破的对象是首发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朴善琨。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全面攻势下,朴善琨最终交代了受毕玉玺指使,借早已作废的机场管理处名义和公章,将1600万元公款私存等犯罪事实。同时还检举了毕玉玺仗恃权力干预公路建设招投标,其间收受大量贿赂的犯罪事实,以及毕玉玺养的几个情妇的基本情况。专案组随即对毕玉玺的几个情妇展开新一轮外围调查。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和交锋,毕玉玺在公司的第一个情妇交代了毕玉玺受贿的部分事实。专案组顺藤摸瓜,王学英、毕波、董国森、姜亨利、张桂军、金德民、余立平和港商苏启伦等组成的围绕毕玉玺的犯罪团伙开始浮出水面。外围证据的源源提供打乱了毕玉玺的阵脚,他的“铁嘴钢牙”松动了,断断续续地交代了部分犯罪事实。

拿下毕玉玺口供后,抓捕行动随即开始。谁知此时,案件出现波澜。抓捕当日,除了董国森、苏启伦去向不明,其余人员的行踪都已在办案人员的控制之中。但是,就在确定好的抓捕时间前半个小时,突然传来毕玉玺翻供的消息。毕玉玺翻供就没有了人证,抓捕人就是违法的;而不抓,则很可能导致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失控失联。这时,专案组做出快速反应,对除了毕的口供外,已有确凿证据的犯罪嫌疑人立即执行抓捕;其余嫌疑人推迟抓捕时间,继续密切监控。同时突审毕玉玺,攻克口供“堡垒”。在法律的强大威力下,毕玉玺再也无法负隅顽抗,翻过去的口供又翻了回来。

但是此时,案情并没有因为毕玉玺的不再翻供而有大的进展。毕玉玺虽然不再翻供,对自己的受贿问题作了部分交代,却拒不认罪。立案后预审时,他承认收受了三笔钱财,但坚持说不是“犯罪”,因为有的钱已经退掉,有的是合伙做生意,因此只能算是“违规违纪”。针对这个顽固“堡垒”,办案组采用“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将案件分为四个办案小分队分头进行侦查,同相关各区检察院共享信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等待毕玉玺犯罪团伙的是一张大大张开的“天网”。通过巧用法律,政策攻心,有针对性地进行询问等多手段多方式,四个小分队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专案组掌握了大量的证词、证据,至此以毕玉玺为首的行贿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日渐清晰,案情逐渐明朗。时机成熟后,2004年8月8日,检察机关宣布逮捕毕玉玺。毕玉玺自知大势已去,低下了头。

2005年3月16日,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庄严宣判:原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毕玉玺服判,没有上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毕玉玺常年随身携带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言。“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张登载在一张早已泛黄了的报纸上的警示名言,被一个贪官随身携带着,见证着他的一步步堕落,实在是对毕玉玺贪腐人生的莫大的讽刺。

 

毁了自己,害了家人

毕玉玺一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案情曲折复杂,而且因为将妻子、儿子同时牵入案中,一家三口全部进入司法程序,而备受关注,其警示教育意义也尤为深刻。

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曾经从事过纪检工作,不仅懂政策、知晓程序,而且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在毕玉玺案调查伊始,王学英便组织家人订立了“攻守同盟”,对调查进行干扰。毕玉玺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当天,专案组办案人员依法搜查了他在方庄的豪华住宅。搜查结果却令人失望,只见满墙挂的都是毕玉玺同各级领导人的合影,家具陈设极尽豪华,但就是找不出一点现金。毕玉玺家人们的反应是不正常的平静,可见在行动和心理上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办案人员要求其家人交出保险柜钥匙的时候,其家人故意推三阻四,勉强拿来钥匙打开了保险柜。岂知打开一看,里边只有一个儿童望远镜和老式照相机,连一件贵重的首饰物品都没有。而旁边的衣橱里随便拿出一件衣服,价值都在万元以上。这种对专案组侦查工作的公然挑衅和嘲笑,激发了侦查人员的斗志,要攻破“攻守同盟”,必须先攻破王学英。

专案组开始调查王学英,最终从她的存折中发现了通州一些公司向毕玉玺腐败团伙行贿的问题,随即于2004年5月10日宣布对她实行逮捕。逮捕不同于拘留,更不同于“双规”,深知其间区别的王学英慌了,当即表示愿意同检察机关配合,并又积极主动交代了另一个50万元的存折,以及转移到其妹妹家的一些贵重物品。由于从事过纪检工作,王学英在起初交代问题的过程中,总是先试探——试探办案人员掌握了多少事实、办案人员的态度怎样,以此揣测后果,再决定交代问题的多寡。这种“挤牙膏”似的交代方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王学英得知她唯一的宝贝儿子毕波也被牵扯进来,成为了受贿的共犯。

时年27岁的毕波,是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生。平日里王学英对这个儿子宠爱有加,不仅给他单独在国内买了房子,而且还拿出40万元为儿子买了高档汽车。毕波非常感谢父母的“恩德”,认为自己能够一帆风顺地生活和留学国外,都是得益于父母的关爱。因此被刑事拘留后,毕波一直拒不回答任何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父母。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尤其是为了给儿子争取从轻处理的机会,王学英给儿子写了规劝信,动员儿子如实交代。毕波看到母亲的规劝信后,怀疑是办案人员伪造。在与王学英通电话时,仍是疑虑重重,反复提出问题核实对方身份,从母亲生日问到姨妈家新搬的家庭住址。在一一核实无误后,毕波才确认电话那头真是自己的母亲。一场特殊的母子通话,成为案情的重大突破口。在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后,毕波终于开口,交代了伙同其父母在英国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并存入英国银行的犯罪事实,以及回国后转移赃款赃物并订立攻守同盟的具体过程。

2005年7月22日上午,继毕玉玺接受死缓判决之后,其妻王学英也步其后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接受审判。虽然王学英在法庭上多次流泪陈述,希望法庭念其身体有病,上有90多岁的年迈父母,下有儿女,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是23万美元的巨额受贿款不可能逃脱得了法律的惩罚,王学英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也因共同受贿和参与转移赃款赃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作者: 来源:2017-6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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