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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具野心的税制改革

 

文/高荣伟

 

莫迪政府想要改革税制,实施统一的销售税。经济学家认为,商品服务税法案被认为是印度独立以来意义最重大的税收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取代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税“大杂烩”的同时,可有效降低商品交易门槛。

 

GST全名直译就是“货物”和“劳务”税(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是一种只针对消费环节征税的间接税。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此类税制通常被称为销售税或消费税。“GST的通过具有标杆性意义,是印度尝试的最重要、最具野心的税制改革”,《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

 

印度复杂的税收体制

目前,印度实行中央、邦和地方三级课税制度。各级政府课税权明确划分,但税制十分复杂。印度的主要税种如下:中央税:包括公司所得税、资本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社会保障税、注册税、土地和建筑物价值税、印花税、关税等;邦税:包括交通工具税、土地价值税、农业所得税、职业税、增值税等,邦级增值税对大约550种货物征税,适用于商业批发和零售业;地方税: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税(租金)、土地增值税、广告税、财产转让税,这类税由地方按照不同税率对辖区内的土地和财产价值征税。由此不难看出,印度税收纷繁复杂,企业家们早已对印度目前复杂的税收体制怨声载道。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中央及各地方都有权对自己所管辖的商品、服务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法,由此造成了印度税收征管的一大顽疾——中央和地方重复征税问题,涉及消费税、服务税、销售税、增值税、过境税等。

长期以来,印度形成了税收的混乱与腐败。以销售税为例,商品跨邦销售的销售税是由中央征收,称为中央销售税,而商品在各邦领域内销售,则由各邦负责征收,各邦可以给予税收优惠,这直接导致赋予税务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印度境内的商品物流正是在这些名目繁多、税率不一的关卡前降低了效率,推升了价格。当前,印度29个州各自为政,基本上都在执行各自的税法,这种局面严重阻碍着州与州之间的贸易。

《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印度各邦的交界处,经常有排着长龙等待交税的卡车,它们将被执法官逐个盘查是否缴纳了本邦的税。一辆卡车从印度南部行驶到北部,需要在不同关卡支付至少5种税费。据印度交通部的一份调查显示,因交界检查或其他官员视察,印度卡车运输中1/4的时间被浪费在这上面。

进入2017年,这样的执法官员还在两邦交界处徘徊。当然,印度纷繁复杂的税收体制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每一个邦对自己所管辖的商品交易都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法,这无疑阻碍了商品销售自由扩张。

如今,莫迪政府想要改革税制,实施统一的销售税。经济学家认为,商品服务税法案被认为是印度独立以来意义最重大的税收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取代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税“大杂烩”的同时,可有效降低商品交易门槛。专家预测,商品服务税法案一旦实施,将会让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迅速提升1-2个百分点。

 

税制改革进程艰难

历届印度政府奉行计划经济,希望通过投资重工业来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为了收买选票而大肆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到1991年经济改革前,印度的税务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税收收入持续增长,但是税收占GDP比重提升缓慢。税收收入相对不足不仅影响了印度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而且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有效投资不足使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莫迪并非第一个想要统一税制的印度总理。印度历届政府多次启动税制改革,但是受到财政纪律松弛、分税权责倒挂、地下经济盛行等因素影响,印度税务体系状况始终难言乐观。进入21世纪,印度各邦的间接税实际税率不同、征管方式各异,严重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2000年,时任总理瓦杰帕伊领导下的政府开始讨论GST改革,尝试将各地分散的销售税改造为全国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

期间,一个显而易见的最大问题是:GST并非一项单纯的经济改革,它涉及中央与地方新的财权划分,以及被取消独立征税权力的邦政府以及联邦政府在GST中获得的“股份”的多少,而这影响到他们各自获取的税收利益。商品服务税法案的实施,相当于把印度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税收利益,统一到一个合资公司中,之后大家根据股权获得分红。此外,对于商品服务税法案所主张的“全国一盘棋”,还必须考虑到中央要兼顾不同地区的现实需求,并给予税收损失补偿问题。印度税收体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进程举步维艰。

此后,作为印度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辛格提出在两年内在印度实施统一的GST增值税税率计算法,以便简化中央和地方复杂的税务体系。媒体报道指出,拥有大型制造基础的邦,对印度新税法一直保持警惕态度:来自GST的收入将会流入那些消费商品和服务的邦,而不是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邦。所以,印度南部的几个制造业大邦,像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等,都极力反对商品与服务税改革,理由就是他们生产了印度大多数商品,但只能征收生产环节的销售税,而得不到应用于消费环节的商品与服务税。来自地方的巨大阻力使辛格政府无功而返。

印度税制以宪法为基础,没有议会授权,政府不能课税。要实施GST,就必须对宪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改。2014年5月底,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仅仅过了半年,大刀阔斧推动改革的莫迪便提出一项旨在为实施GST扫清道路的宪法修正案。2015年,在莫迪的大力推动下,执政的人民党凭借多数议席使宪法修正案获得下议院通过。

面对仅占少数席位的上议院,莫迪开始寻找盟友支持。2015年年底,由印度前总理辛格安排,莫迪与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专门为推动GST而坐下来“喝茶”。此举极大提振了各界对于修正案通过的信心。不出人们所料,相关宪法修正案在上议院如期通过。“印度上议院表决通过的这项宪法修正案,为印度在全境实施统一的GST税制扫平了最大障碍。”当地媒体评论指出。

2016年8月,GST草案终在联邦立法层面获得通过。如果从GST提上议事日程的时间算起,到最终获得议会通过,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之久,由此也可以看出印度税收体系改革之艰难。印度舆论预测,不出意外,这次“印度建国后最重大的税务改革措施”将于2017年4月出台,印度将由此告别碎片化的市场格局。

 

打击逃税鲜招出炉

长期以来,令莫迪政府颇为头疼的是,印度社会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在莫迪政府紧锣密鼓推进GST之时,印度媒体不断爆出偷税漏税问题。据印度媒体报道,为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印度政府于2016年6月开始实施“收入申报计划”。印度政府将给逃税的人提供一次机会,只要主动申报、付出45%税金的代价,政府对这笔未申报收入的追查就一笔勾销。有评论指出,“鲜招出炉,也是莫迪政府没有办法的办法。”在2012至2013年间印度只有1%的人缴纳所得税,这种情况让莫迪政府想方设法要增加国家税收。在坦白从宽的政策鼓励下,有许多人选择如实申报。

据悉,本次“收入申报计划”中平均申报的金额为1000万卢比。印度财政部发布的文件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参与该计划的申报者共计71726位,申报总额为6738.2亿卢比(约99亿美元)。但对亟欲重整印度、提高国家税收的总理莫迪来说,这样的“斩获”颇显尴尬。

在实施“收入申报计划”过程中,有两份巨额申报引起印度当局的注意,其中一份申报的金额甚至达到了2万亿卢比(约294亿美元)。这个神秘首富家族所申报的2万亿卢比不仅超过印度首富、电信大亨穆克什·安巴尼的资产——213亿美元,也高于安巴尼家族账面上的资产258亿美元。对此,印度财政部表示,一些人滥用了政府赦免逃税的计划,将着手进行调查。印度税务部门抓逃税行动中意外发现的这两份巨额申报,足以表明印度社会偷逃税款现象之严重。“不过,这似乎难以阻挡新税法的出台。与之相反,新税法的出台,其中一个重要作用正是为了遏制印度社会的偷逃税款现象。”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Milan Vaishnav在《印度的税收体系》一文中指出,“印度巨大的市场——一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将被释放”,而这个对该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或将改写印度的经济版图。


作者: 来源:2017-7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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