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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测分析 Blind Experiment

    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在小说中,我们都会在案发现场看到法医的身影。有时候,法医为了寻找到与物证有关的线索,还会参与案情分析会或阅读案件卷宗。事实上,法医直接参与案情分析可以加快破案的进度。然而,越来越多的司法科学家认为,法医直接参与案情分析的弊端也十分明显,事实上会增加冤假错案的发生率。很多司法科学研究人员反对法医过多“卷入案情”的分析方法,他们希望法医尽可能更多地采用盲测分析的方法。法医只分析与案件相关的物证,而不去了解与物证无关的案件线索,这样就不会增加主观随意性,能更加科学准确地进行司法鉴定。

 

法医物证分析失误率相对较高

  任何科学分析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精确,法医分析也是如此。然而,由于物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物证被污染、物证被违法犯罪分子故意破坏等,都导致法医物证分析的精确度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出现重大失误。因此,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如果法医不能克服外界的干扰,那么因物证分析失误而导致冤假错案之后,人们不会想到司法鉴定的局限性,而更愿意把账算到法医个人身上。

  1995年,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斯堡,邦妮·霍里内克死于枪击。她的丈夫沃伦坚称自己不是凶手,验尸官和警探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他的说法,当地检察院也判定他无罪。然而邦妮的父母不相信法庭证据得出的结论,不认为邦妮是自杀。为了证明女儿的确死于丈夫沃伦之手,他们请来法医汤姆?贝维尔对现场物证作血液喷溅分析。贝维尔认为,血点面积的大小可以告诉我们血液喷发的诱因。沃伦身上所出现的如此细小的血点,是因为血液在“高速喷发”,由此他确定当晚发生了近距离枪击。基于这份专家证词,沃伦被判谋杀罪成立,入狱30年。然而,沃伦一直没有放弃上诉。近年来的重新调查表明,贝维尔的血液喷溅分析有重大失误,沃伦杀人的证据不足,沃伦在入狱16年后被释放。

  沃伦是“无辜者计划”的受益者。1992年,美国纽约州法学专家贝瑞·谢克和彼得·纽弗德共同创建了“无辜者计划”。二人在经过对18000例刑事案件的鉴定后,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鉴定、采信证据的程序不适当,这就意味着其中相当多的人很可能是被错判的。因此两人发起了一项由法学院教授和管理人员监督的法律实践项目,以向那些声称自己无辜的监狱囚犯提供司法鉴定协助为宗旨。在这个纽约的“无辜者计划”受理的所有求助申请中,最后证明有43%的求助者无罪。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多起因血迹证据而导致的冤案。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发文表示:“血迹分析存在着不确定性。”他们认为,血迹专家的意见往往主观性大于科学性。美国国家科学院还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法医鉴定的种种弊端,称“法医对现场物证进行的分析鉴定有时并不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发表后,一部分法官开始用更加审慎的眼光看待法医鉴定,这部分法官的数量虽小,但正在不断增加。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南希·杰特纳宣布,只有当律师在庭审前的听证会上首先证明法医鉴定采用的方法科学有效后,她才允许法医证据成为呈堂证供。杰特纳法官在文件中写道:“以前,法医证据的呈堂资格一直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里,此类证据从未受到过质疑,但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011年夏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首席检察官的一份文件表明,该州调查局在200多宗案件的调查中存在扣留或曲解证据的嫌疑。甚至连美国国内一些专业的犯罪调查机构也因为其对法医证据的不当使用而受到非议。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让这份报告显得颇具说服力:美国各地许多一流的法医鉴定实验室都被外界指责有对证据处理不当、向法庭提供虚假或有误导性的法医证词的行为。许多刑事司法学者认为,确保公平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充足的科学依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建议,从事法医鉴定的相关人员应当同时具备应用数学、物理、伤病学等多个学科的高等学位(或专家知识)。

  

法医鉴定不时伴随主观随意性

  由于大多数法医鉴定实验室都在警署内部,因此很多法医鉴定人员都认为自己在为检控方工作;另外,这些人往往也会得到一些对法医鉴定没有帮助的多余信息,例如犯罪嫌疑人有前科等等。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指出,法医专家“在面对司法机构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对证据稍作改动,使其更符合检控方的立场”。因为,参与分析鉴定的实验室必须派出一名法医出庭,接受法官的详细盘问,这就意味着法医证据同其他证据一样,都会受到司法机构的详细审查。

  “无辜者计划”的创建者之一彼得·纽弗德把法医鉴定比喻为“有弹性的橡皮筋”:“因为无论什么证据,法医都有办法让它看起来支持某种特定观点。”法医鉴定的“弹性”源于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掺杂人为判断的程度的不同取决于法医领域的不同:例如,DNA检测大部分都由仪器完成,客观度较高,而显微镜下进行的毛发比较分析则主要依赖于法医的个人判断;即使是我们许多人都认为万无一失的指纹分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法医个人对物证的阐释,因此也有可能出错。

  来自英国内政部的法医专家西尔弗曼认为,指纹证据并没有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那么可靠,“每个人的指纹都独一无二的”这种假说本身就无法通过科学手段去一一加以验证。一家人中会有指纹极其相似的情况,况且指纹形状并非一成不变,人随着年龄增长、皮肤状况发生改变也会影响到指纹的形状。此外,有很多外在因素会影响到人们的判断。由于警方在犯罪现场找到的指纹往往弄脏了或不完整,人在辨识指纹时难免出现错误。因此,用指纹来确定罪犯的方式存在瑕疵,容易造成冤案。早在200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指纹专家因指纹误判,认为一位男子与马德里爆炸案有关;2007年苏格兰一名女子也因此被怀疑与一桩凶杀案有关,受到错误的指控。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医专家加莱特教授认为:“从那些被误判的案件以及许多法医实验室的不当作为可以看出,这不是少数‘害群之马’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法医鉴定体系的问题。如果法医鉴定程序本身就不可靠,再有能力的鉴定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在针对法医鉴定的批评声中,法医证据的有效性、可靠性受到了最多质疑。法医实验的有效性取决于结果是否真实准确,可靠性取决于无论重复多少次相同试验是否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诸如毛发分析比较的实验可靠性通常不高。有研究表明,不同的鉴定人员鉴定同样的两根毛发,甚至同一名鉴定人员多次鉴定相同的两根毛发,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正在服刑的蒂姆西·布里奇,于1989年5月被判强奸一名83岁妇女,目前在寻求上诉。此案受害人对袭击者给出了许多不同的描述,而且从未指证过布里奇,后因其他原因于1990年去世。据当时的法庭报告显示,北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名法医专家,在案发现场取证的两根头发,对比结果符合布里奇。早在2000年,这名专家与其他几百名法医一同受训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坚持表示,毛发仅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会来自于他人。目前,还没有广泛的研究数据显示来自不同人的毛发对比一致的概率。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在将DNA测试与毛发检验结合使用,作为法医证据。

  2015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式承认,自2000年起的20多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法医物证鉴定部门的几乎所有(28名中有26名)检验人员,在多起涉及毛发比对鉴定的案件中给出了有瑕疵、不利于被告的证词。在重新审查的案件中,有268起毛发比对结果不利于被告人,但其中257起案件检验人员提供了有瑕疵的法医证词,这一比例高达95.8%,共有32名被告人因此被判死刑。针对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会努力确保将物证鉴定人员过去的疏失告知那些受影响的被告,保证正义在每一起案件中得到伸张。今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将致力于确保毛发分析的准确性,执行好物证鉴定科学的所有规程。”

  2015年7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举办的首届法医科学错误管理国际研讨会上,近500名科学家、实验室主任和其他从业人员讨论了导致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因素。很多专家表示,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犯罪现场做证据分析的人接触到一个案例信息之后,往往会在分析过程中产生偏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学家埃特·多罗尔教授认为,这种潜意识的影响来自于多个方面,它们会来自不相关的背景信息,比如犯罪的本质、嫌疑人或受害人的种族以及警察在调查中对嫌疑人过失的看法等。它还可能来自于物理证据本身,例如,在分析犯罪现场之前看到嫌疑人的指纹,可能会改变一名法医对指纹中模糊信息的解释。

 

盲测分析有望为法医解围

  针对越来越多对法医鉴定失误率的质疑,司法专家认为盲测分析可以降低主观随意性对法医鉴定的影响。美国司法专家多罗尔教授一直对司法科学中缺乏盲测过程持批评态度。许多由多罗尔教授领导的研究也表明,认知偏见会如何导致司法错误。例如,DNA分析专家如果不知道参与一起轮奸案的施暴者可能参与另一起疑似案件,他们更可能会总结为,这名嫌疑犯的DNA并不存在于受害者的阴道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盲测呢?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不用眼睛或者其他测量工具来进行的测试,也就是没有目的的测试。现实中的盲测,是指屏蔽检测对象的相关信息,让检测者在没有干扰信息的情况下对单个或多个对象进行检测。因此,盲测也称为隐性调研,是为了避免测试者在知道了一些关于测试品的信息后,对测试品有了所谓的“观察者偏向”,而造成实验结果的不准确。

  盲测最早起源于医学领域,时间是18世纪。18世纪的法国人发现放血对一些疾病有疗效,因此十分相信放血疗法。巴黎学派里的医生掀起一次医学革命。他们主张治疗不能依据传统古典理论和盲从权威,而是要通过观察事实来做出推理和决策。法国医学家路易斯第一次引入“对照组”的概念,用盲测的方法发现放血疗法只是因为人们自己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并无实际疗效。1784年,法国科学院记录下了史上第一个盲测实验。自此以后,盲测在欧洲医学界流传开来。1799年英国化学家戴维在研究“笑气”对人体的影响时,故意没有告诉他的测试者他们吸入的是笑气还是普通空气。

  具有对照组的盲测在法医鉴定中同样重要。如果送到法医那里只有一个物证,法医会自然地把它与案件联系起来,这样就会因为“心理暗示”而影响鉴定的准确率。如果送到法医那里的鉴定对象有好几个,其中只有一个是物证,这样法医在不能判断那个是真正物证的情况下就不会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

  在一些重要案件的物证分析中,为了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司法专家甚至建议双盲测试。也就是说,检测物证的是某个法医,而且他不知物证的来源和相关案情;而分析检测结果的则是另外一个法医,他对物证来源和相关案情也是一无所知。在证人指正嫌疑人的过程中,也需要采用盲测的方法。让证人从多个辨认对象中挑选出他指认的对象,这是执法机构常用的方法。但是,这种盲测的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带领证人的警员也参与盲测。也就是说,带领证人的警员事先也不知道谁是警方推测作案可能性大的嫌疑人,这样警员就不会对证人产生影响。

  美国司法专家多罗尔教授建议,法医不仅在接案之初就有盲测的意识,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也应有这样的意识。当案件产生新的信息、案情有新的进展之后,法医只应接触新的物证,而应该屏蔽掉其他案情信息,这样避免他们产生逆向联想。例如,指纹鉴定师在看到嫌疑人的指纹之前,必须标记犯罪现场指纹的重要特征,并且在再次看到指纹之后,不能更改已标注过的重要特征。

  美国一些法医实验室已经开始了盲测的实践。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指纹鉴定师要在了解相关背景之前检测犯罪现场的指纹。但是,在不同学科和取证实验室中均采用盲测方法,仍有一些障碍。在一些情况下,诸如在哪里获取指纹等背景信息可能会有助于分析人员更好地解释证据。“说明背景信息有好处,也有坏处。”萨克拉门托加州司法部法医服务局副局长艾丽莎·玛尤说,“而且,在什么样的信息才是背景信息上,并没有绝对的边界划分。”其中解决方法之一可能是分派一名案例轮值主管,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告诉鉴定师。

  在盲测分析的实践中,还面临法医人员配备不足的问题。在不少小警察局,人员配备有限,法医也只有一两名。此时实施盲测并不可行,因为那里的法医身兼数职,他们不仅要在现场收集证据,还要在实验室中对证据进行分析,甚至需要随时和刑警讨论案情。因此,司法专家建议警察局至少要配备两名法医以有利于盲测:一名法医负责到现场收集证据,一名法医负责检测证据,而且要有制度制约两名法医对案情甚至物证分析的相互交流。多罗尔教授说:“受到科学发展的制约,法医对证物证分析在科学许可范围内的误差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可以用制度来降低法医因主观随意性导致物证分析所出现的失误。”


作者:阿碧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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