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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迪恩案:穷人也应获得辩护

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只是一个普通的囚犯是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寄去的一封申诉信,彻底地改变了美国法律的进程。经过最高法院的审判,迪恩案成为美国司法制度史上最重要的案例之一迪恩名字,也从此和“人人都有权获得辩护”的金科玉律紧紧关联在了一起。

改变美国司法史的一封信

1962年1月8日上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到了一封由佛罗里达州雷福德市第221号邮政信箱、州立监狱第003826号囚犯吉迪恩寄来的特大号信件。对此,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曾这样说:“如果一个身份卑微的、名叫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的罪犯,没有坐在他的监狱单间里,用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封给最高法院的信,美国庞大的法律机器本来会不受干扰地继续运转。但吉迪恩的确写了那封信,而美国法律史的整个进程都为之改变。”

吉迪恩是个51岁的白人,坐过很多次,大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他曾经犯过四次重罪,每次都被判处徒刑。这一次,据吉迪恩自己所说,他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被控非法侵入海湾港桌球室,企图实施盗窃。法院认定罪名成立并判处其五年监禁,日前正在监狱服刑。问题在于,在吉迪恩受审期间,他曾请求佛州法院指定一名律师替他辩护,但法院却拒绝了这一请求。吉迪恩根据自己多次牢狱经历积累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对法官提出,他听说联邦最高法院曾判定,所有重罪案件的被告在受审时都有权得到律师的帮助。但是,法官对于这一请求“置之不理”。

根据当时的庭审记录,法官罗伯特·小迈克凯瑞是这样说的:“吉迪恩先生,十分抱歉,我不能为你指派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相关法律,法院只能为被控死罪的被告指派律师。我很抱歉,我不得不驳回你的请求。”吉迪恩说道:“可联邦最高法院规定我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法官于是转向书记员道:“书记员,请记下被告提出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请求。本庭不予支持并告知被告,法院只会为被控死罪的被告指派律师。被告向法院表示,美国最高法院规定他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

法官认为,吉迪恩的请求是缺乏依据的。美国最高法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任何人都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而且,在“贝茨布莱迪案”和随后的一系列判例中,最高法院严格地限定了公设律师参与诉讼的前提——被告智力和理解力方面,存在着普通人水平以下的障碍,无法自行辩护——如果仅仅因为穷,请不起律师,并不必然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帮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吉迪恩的请求就是白费力气。在《吉迪恩的号角》书中,刘易斯这样评论道:“尽管克拉伦斯·吉迪恩并不知道这些背后的奥妙,但他所做的事情却正是法律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正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改变其先前的立场。”

最高法院为他指派律师

吉迪恩的上诉状抵达联邦最高法院之后,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艾文向沃伦大法官提交了一份长达13页的答辩意见。控方认为,吉迪恩无权获得律师的帮助。根据此前联邦最高法院在“贝茨布莱迪案”中的判决,只有在可能会损害公平审判的“特殊情形”下,才需要在州刑事诉讼中为贫穷被告指派律师。答辩意见指出,吉迪恩从未主张自己具有“特殊情形”,不然的话,法庭肯定会为其指派律师。

确实如此,吉迪恩并没有说自己在成熟程度和理解能力存在问题。他只是没有财力聘请律师。更重要的是,吉迪恩自己并没有认为审判结果是不公正的。相反,他基本也同意,自己的罪行应该受到惩罚。只是,吉迪恩认为,没有律师的帮助很难称得上一场平等的审判。他在对总检察长答辩意见的回信中写道:“我无法谎称自己有能力与博学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进行辩论,因为我既不是律师,对法律也不擅长,更没有法律书籍供我查阅最高法院作出的相关判例。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对我有利的判例。如果我有律师帮助的话,法庭就不会采纳诸如传闻、伪证等不利于我的证据。我并没有得到一场公平的审判。其实事情本来非常简单,我要求法院为我指派一名律师,但他们却拒绝了我的请求。”

其实,对于律师而言,如果不是被法院、甚至不是被最高法院指派,他们本来根本不会代理刑事案件。代理法院指派的案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补偿,虽然法院会负担律师往返路费以及打印各种诉讼摘要的费用,但是对于其他支出概不负责,聘请助手和住宿的费用就更不可能报销了。不仅如此,律师们还要搭上他最为宝贵的时间。但是,仍然有不少律师愿意接受这类指派,将丰富执业经验,还有机会从更高的角度,重新思考法律和人性的关系。最高法院有时还会对一些边远地区的律师发出指派命令——对他们来说,这或许是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在最高法院出庭的机会。

6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决定接受吉迪恩的上诉,并且为他指派了一位“金牌”律师。这位律师是来自华盛顿的艾布·福塔斯律师。他曾经是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法官,也曾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一位内政官员。这位福塔斯律师实际是一位非律师,他各大公司打理各种非诉讼业务,安排公司管理者在遵守政府制定的繁杂规则的同时,扩大他们的市场影响力并增加利润。金融、财政和公司结构问题,是他最擅长的工作。一位朋友认为他简直就是“公司的全权代理”,同时还不忘十分尊敬地加上一句:“他是我们庞大社会的工程师之一。”然而,就是这位“以金计”的律师,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身无一文的吉迪恩的委托,尽管此案将耗费他难以想象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将毫无报酬而言。

辩护对于公正审判的意义

福塔斯律师不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吉迪恩案,还发动他的事务所参与其中。他和吉迪恩不断进行通信,告知他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并向他提交辩方拟进行的辩护方案。9月16日,在福塔斯律师寄给吉迪恩一份提交给最高法院的备忘录的五天后,吉迪恩回信表达了他的谢意,他在信中说:“我和在监狱中被关押的所有人,对所有有关这个案件的消息都极为关注……我希望可以告诉你本案的真相……我没有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能力,也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在审判之前进行调查,因此最后的判决与事实真相差别太大了。”

快,吉迪恩在联邦最高法院庭就福塔斯律师在法庭上开门见山地阐述了辩护的意义:“吉迪恩所接受的没有律师帮助的审判,与有律师参加的审判存在本质区别。我相信本案非常深刻地表明,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一场公平审判的。在我们对抗制的司法制度之下,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家怎么能够假装认为,在没有控方律师在合理范围之内尽其所能地进行控诉,同时也没有辩护律师在同样范围之内竭力为被告辩护的情况下,一场公平的审判会最终发现案件真相?当然不行。辩是司法保持公正最为重要的保障之一,在座的先生们比我个非律师,理解得深刻得多。”

1963年3月1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吉迪恩案进行了宣判。这是历史性的一幕。布莱克大法官缓说道:“我受最高法院的委托,负责宣读第155号案件—吉迪恩温瑞德案的判决结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对抗制的刑事司法体制中,除非获得指派律师提供的帮助,任何被交付审判而又贫穷无力聘请律师帮助的人,都无法保证获得一场公平的审判;任何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都会承认律师是一项必需品而非奢侈品。被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某些国家可能并不会被看做是公平审判的根本性和重要性的因素,但是在美国却恰恰相反。”最终这一众所瞩目的案件以吉迪恩胜诉而告终

派律师制度从此得以巩固

此之后,“人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然而判决只是改变历史的第一步。当吉迪恩案件作出判决时,一些法律组织已经开始行动。他们对于贫穷刑事被告人的法律帮助问题,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并向社会各界寻求支持。一年之内,福特基金会批准了总额为254万美元的项目拨款。其中230万美元用以资助全国法律援助和辩护人协会,在六到八个乡镇建立了模范辩护服务处,还在几个主要城市改善原有的辩护服务机构。这笔经费还用于引导法学院加强刑法教育,以培养刑法方面的辩护人才。

各州对吉迪恩案判决的反应也非常迅速。最引人注意的反应来自作为被上诉人的佛罗里达州。一直以来,佛罗里达对于吉迪恩这样没有律师代理的贫穷被告,态度冷漠,置若罔闻。然而就在吉迪恩案件判决不久,该州州长法瑞斯·布亚特立即吁请佛州议会通过一项设立公设律师制度的法案。他说:“在这一社会良知觉醒的时代,一个对于复杂的刑事程序一无所知的无辜者,仅仅因为没有钱聘请律师替他辩护而可能被判处刑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位州长说,吉迪恩案判决已经使得公设律师制度的建立变得十分的重要,它不仅有利于“保护无辜者”,而且“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判决以保护社会安全。”1963年5月,也就是最高法院宣告吉迪恩案判决仅仅两个月的时候,佛罗里达州议会就批准了一项法案,在州内全部16个司法巡回区都设置了公设律师制度。


作者:文/林海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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