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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的周有光

 

文·图/陈华文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先生刚过完112岁生日,次日便驾鹤西去。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被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作为当代最高寿的学者,他也是唯一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文化学领域历经三次转向的学者。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传》

周有光的传记类作品,近些年来并不少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传》(高亚鸣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书,以九个章节的篇幅,用全景式的叙述方式,客观地梳理了他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人生阶段的故事。本书用平视的眼光,将周有光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的经历,进行立体“画像”,书中对周有光形象,没有英雄史诗般的塑造,而是尊重史料,还原了一个本真、平凡的学者形象。

阅读本书,是清晰认识周有光的过程。周有光乃笔名,其本名为周耀平,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书香门第,年幼时念过私塾,少年时读过新式小学和中学。年轻时他分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主修经济,兼习语言学。20世纪30年代初,他和“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结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前夕,他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同时在沪上银行界兼职。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在银行业界工作,并被派驻纽约、伦敦。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主讲经济学,并在新华银行兼职。50岁之前,周有光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与研究,语言文字学对他而言,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

人生充满了偶然。1955年,周有光奉调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事语言文字研究。他在本书中回忆,自己从未想过进入这个领域,完全是边学边干。其实任何学问和事业偶然转向的背后,都有其必然:他除了古文基础好,还精通英语、日语、法语。正是因为他具备开阔的语言学视野,这为他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多数人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的人占据多数,即便他的连襟、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反对他主导的汉字拼音用拉丁文字母。

本书中写道:“在和同事们经过三年的研究之后,周有光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即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由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促成国际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现在人们使用汉语拼音习以为常,然而回头来看,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对于现代语言文字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为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编码、制定手语等提供了前提条件。尤其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后,采用拉丁文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推广普通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这些意义层面讲,周有光是受之无愧的“汉语拼音之父”。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传》这本书,是以他者的角度,重点围绕“汉语拼音之父”中心议题展开叙述。而《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 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则不同,主要是周有光的“口述历史”。此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周有光1996-1997年间的口述录音整理,在2014年补充了一段“尾声”。他当时口述时已91岁,但他所口述的内容,并不止这91年,也追溯他的家世和见闻。而在补充“尾声”时,他已是109岁,称之为“百年口述”名副其实。

在这本口述史中,周有光从家庭渊源谈起,细数清末至今的历史剧变,透过敏锐的眼光和超强的个人记忆,讲述曾经亲身经历或耳闻的大量有趣的情节,集中表现了中国百年各个历史节点给人带来的影响。全书内容覆盖家庭、教育、国家、社会、战争、经济、文化、爱情、晚年生活等重要内容,其中涉及中外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近200个,如:吕凤子、刘半农、胡适、沈从文、陶行知、梁漱溟、聂绀弩、邹韬奋、卢作孚、梅兰芳、常书鸿、赵元任、老舍、马寅初、叶圣陶、胡愈之、爱因斯坦等。

周有光口述往事时,不仅善于描述当时现场、事件、人物的命运,还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形成相互比较和参照。由于是口述,书中文字的语言风格随意、自然、活泼,充满智慧、乐观、幽默的基调。本书出版之前,有人就知道周有光和爱因斯坦的交往,但是交往到何种程度,各种传言不绝于耳。

书中,周有光回忆,20世纪40年代时,自己在美国工作,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何廉牵线,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由于两人领域不同,因此仅仅聊些生活琐事。印象中的爱因斯坦非常友好,穿衣不讲究,也没有名人架子。正是因为无法专业对话,故他对于爱因斯坦的记忆,印象并不深刻,而爱因斯坦“人的差异在业余”之名言,周有光一直记在心里。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本书“尾声”中,周有光谦虚地说:“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

周有光在100岁之后,除了写作,经常在小书房里与许多来自各地的文人访客谈笑对答,这也成为他晚年表达观点的方式之一。《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周有光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精选汇集了周有光百岁之后所思所想。谈话集中,分为对谈和采访两部分,共23篇文章,呈现了他对国家发展的思考,对人才教育、社会运行、国家未来、世界历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和关注。一问一答之中,浓缩了他的百年人生智慧。某种程度上讲,这本谈话集也是他晚年生活状态的记录。

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有光对于教育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在谈话集“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一文中,他回忆了早年接受学校教育的往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大一时,学校图书馆的报刊非常多,其中一名老师对周有光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周有光按照老师讲的方法看报,思考问题的习惯逐渐养成。这种主动思考的阅读法,对他后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般来讲,人老了,思想难免守旧,对新鲜事物或多或少存在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年出现的“网言网语”,社会上存在各种不同看法。在对话集中一篇名为“网络语言不是洪水猛兽”的文章中,周有光并没有排斥网络语言,而是秉持开放的眼光。他认为,网络语言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妨碍人们规规矩矩地写文章。“至于这些网络语言好不好……我认为没必要发愁。因为一个东西创造出来,会玩的人自然会创造好玩的方法。我认为一个凭空创造的事情开头都是不成熟的,假如长期不成熟,必然会被淘汰;假如是好的,将来会被大家接受。”

 

《常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周有光在人生晚年之时,研究学问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学投向了历史与文化学领域。针对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外国文化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他出版了系列著作。《常识》(周有光著,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这本书,主要从他的有关文化类著作中,精选出10万余字汇编成册。此书作为读书界知名的“大家小书”系列中的一册,用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方式,将周有光的文化见解进行不同维度的表达。对此,周有光在本书“世界四种传统文化略说”一文中,依据自己的研究,认为这种回答过于笼统模糊,也不符合事实。他认为:自从上古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消亡之后,欧亚大陆的许多文化摇篮逐渐聚合成四种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东亚文化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发源于黄河流域,传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继而再传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在全球化时代,地区传统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其中的部分精华已经聚集成为不分地区和国界的现代文化,这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而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周有光看来,就在于清醒地理性评价历史悠久而辉煌的自身文化价值、地位与走向,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书名:《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

作者:周有光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书名:《常识》

作者:周有光

出版:北京出版社

 


作者: 来源:2017-5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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