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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无奈”之举/色厉内荏的雍正反腐

也说“无奈”之举

文/化定兴

 

生活中,常听到有人诉说自己的无奈。一位朋友写工作材料,先不说内容,光是想排比式的标题就让他焦头烂额了,我说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他说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做。

当然,这是无奈的一种,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还有一些无奈则弥漫在整个社会,令人担忧。比如有的落马官员觉得自己走上贪污之路很无奈,因为不贪就进不了“圈子”,会受到排挤,影响升迁;有的餐饮店使用地沟油也认为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现在做生意成本高,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学生家长看到别人给教师送礼,尽管不情愿还是送了,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区别对待……

如果把类似现象简单归结,就是潜规则盛行、良知缺乏、底线失守。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与伯尔曼所说的“整体性危机”,则是对这类现象的高度概括。在这样的社会中,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了最实用的选择,善恶、是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生价值变得虚无。

面对这种情形,大家似乎都很无奈,所以如果干了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事,第一个理由就是“没办法,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对社会的不合理提出意见,其中有些人还会在一旁冷笑:你这样做有用吗?内心里则认为你太过天真。

学者徐贲曾从文化视角观察,将此种现象归为“犬儒文化”。他说:“现代犬儒主义虽然有某种不满现实的意识,但却放弃了道德坚持或良心行动。它秉持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的彻底悲观主义,因此乐于奉行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何必认真、难得糊涂,甚至浑水摸鱼的生活状态。”如此之人,当然不会为了社会进步这样的宏愿而努力,因为太过抽象,离自己似乎太远,还是斤斤计较自身的利益得失比较实在。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埋怨社会、政府、他人,就是从不想自己能为社会进步做些什么。之所以会这样,不全是他们自私自利,而是他们觉得这样做没用。

梁启超在近代看到人民麻木,各人自扫门前雪,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等问题时,就提出只要每个中国人都“一朝悔悟”,培养起公德意识、国家意识,成为“新民”,就会有新的制度产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然而,梁启超的实践被证明是失败的,他的这种行为被作家张宏杰批评是儒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老套路。包括后来的鲁迅,虽然在批判国民性上一针见血,但他的办法依然是让每个人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更新,改掉身上的一些坏毛病。胡适则认识到制度更新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

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是种互相影响的关系。社会环境确实会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比如当下一些不好的社会风气让很多人在选择上左右为难,尤其当一种社会制度不合理时,容易让人迷失自我。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个人选择对社会的影响,不能将社会的一切问题推给制度,翘首企盼制度变好后,自己再有所行动。况且,也不是面对任何社会问题,自己只能选择随波逐流。

就说餐饮店老板,是可以不用地沟油的;各位家长,也是可以选择不送礼的。这并非什么没办法的事,一个是在钻制度监管不力的漏洞,一个是深谙人情社会后的恶意想象,你选择“不”并不会有什么灾难性后果。

胡适一生倡导制度建设,对空喊个人道德之举嗤之以鼻,但他依然注重点滴之功,提倡渐进式改良。他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面对社会诸多问题,我们不是真的没办法,就算是减少良心上的谴责,也是大有可为的。

 

 

 

色厉内荏的雍正反腐

文/蹇庐氏

 

“色厉内荏”语出先秦孔子的《论语·阳货》:“色厉而内荏,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厉”是凶猛,“荏”是软弱,整个成语形容外表强硬,内心虚弱。在孔子眼中,“色厉内荏”者,像是翻墙挖壁进入别人家的盗贼,指外表胆大而内心胆小表里不一的人。蜚声世界的雍正是大清帝王,岂能与“色厉内荏”扯上关系,尤其是针对他有口皆碑的反腐策略?

雍正皇帝在位仅13年,因勤于政事心力交瘁而暴猝,留下的朱批奏折达3.5万多件,平均每天批示8000多字,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雍正在位其间,革除旧弊、废除贱籍、设置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惩治贪污、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秘密立储等一系列铁腕变革政策,展示了一代帝王强悍的改革家风范。尤其是铁腕反腐,创建了封建官场无官不清的罕见生态。摊丁入亩政策则成功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具有现代财政预算管理意义,是经济制度上的巨大创举。雍正王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对康乾盛世的延续具有关键性作用。伏尔泰、杜赫德、稻叶君山、魁奈、南怀瑾等史学家多褒扬其为一代勤勉仁厚的帝王,将雍正帝称为“希世仁君”。

雍正接手康熙大帝亲手创造的“太平盛世”,实际上是个大烂摊子: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继位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堂堂大清帝国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空壳子。当时国库亏空的形势十分严峻,要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必须清理积欠,惩处贪官,需要一剂猛药。

雍正心知肚明,他曾随康熙出访过很多地方,对腐朽的官场非常了解,钱粮亏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与官员贪污!症结找到,他立马对症下药,反腐利剑迅猛出鞘,实施严刑峻法,声色俱厉,在大清国内卷起万丈狂澜。

不仅抄家,诛杀贪官,甚至株连涉案贪官的亲戚和子孙。雍正下令:不看情面、严加议处,将贪官的子孙也追查到山穷水尽。雍正“抄家皇帝”的封号由此“加冕”。

有的贪官想一死了之,保住财产,留后代子孙享用。但雍正皇帝痛恨贪官,连死路一条也不给,贪官不能以死负责。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即便畏罪自杀也不能放过他们,继续抄查他们的子弟、家人!

雍正即位不久,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雷霆大怒的雍正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并传旨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四品以上的官员,必须统统到西市观刑,现场教育,杀贪骇官!雍正说:这些当官的孔孟门徒,亲见血淋淋的场面,绝对比他们读一百部《论语》《孟子》管用!

雍正反腐倡廉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雍正用暴政的方式大刀阔斧地惩治了腐败,贪污几乎灭绝,官场上下人人如履薄冰,清廉自保,吏治晴朗,成为历史上一大怪状。于是有了雍正王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这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最大肯定。客观而言,没有雍正王朝的整顿吏治、暴风反腐、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强大的物质奠基。

当然一分为二地看,雍正反腐也有其不彻底性。

雍正反腐用了两面手法:一是暴政,一是怀柔。在贪污成风的年代,不下狠手,治不了贪污腐败。但惩治过于决绝,无官不贪的官场就会整个崩塌,导致整个国家暴力机关彻底瘫痪,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伤脑筋的问题。历朝历代,反腐都难。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评价道:雍正的改革同时包含力行整顿与向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雍正反腐的外在强悍和内在退让,具有色厉内荏的性质,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时代局限的必然。


作者: 来源:2017-8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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