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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文化看上海人的创业心理

从地域文化看上海人的创业心理

文/墨皈

 

 

一个城市好不好,幸福感、归属感和机遇感是三项中心指标,而对青年而言,是否有生机活力又是中心的中心。平心而论,上海青年较之北京和广东的年轻创业者,显得相对保守,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大部分人除非出国,不太愿意到外地求学和就业,尽管近几年愿意异地生活的比例从15.7%上升至24.4%,但较其他一线城市还是偏低。

 

中国以龙为图腾,国人自豪为“龙的传人”,就譬如法国的“高卢鸡”、英国的“约翰牛”、美国的“山鹰”一样,已然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但中国也有一句古话:“龙生九子,个个不同”,东南西北中,全国各地的人禀性各不相同,也在这条龙身上形成了五彩斑斓的龙鳞。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人豪爽直率,讲义气;江浙人会分析,尊重地位高、财富多的人;广东人很灵活,有韧性,会吃也会养生;四川人较外向,好交友,不计较钱财。这种说法尽管有些脸谱化,但也确实反映出地域性格差异这个现实。作为个体,我们当然不必为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而妄自菲薄或夜郎自大,但对一个区域或一个城市而言,地域文化在带给我们财富、荣誉的同时,也会在改革的转型期伴生出桎梏和羁绊。

 

从浙江创业模式说地域文化心理

无论是地理条件、交通位置还是原有的经济文化基础,浙江最好的地区都是在北部的平原地带,贫瘠的地区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以及丽水地区。30多年前,当温州人为改变自己的面貌不得不艰苦奋斗,甚至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时,浙北平原的人仍悠然地过着有鱼有米的安定生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温州经济面貌日新月异,逐渐成为浙江经济活力的发动机,邻近温州的台州、金华群起仿效,经济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浙江南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浙江北部外资的涌入相映成趣,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均超过12%,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超过13 %,增幅均居全国第一。当时,经济学家们认为,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是靠大力发展小商品、发展民营经济得来的。特别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经验,早已被冠以“温州模式”。

在浙江经济发展大潮的背后,除了政策、体制等关键因素之外,其实也有着地域文化心理上的深层原因。温州虽然地处沿海,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人均耕地少,工业基础差,国家投入少,缺乏大城市的辐射,交通条件不好,可以说是沿海的“西部”。但温州人没有等待国家的投资,也不是过度依赖外资,而是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发展了区域经济。在强烈的创业致富的欲望驱使下,家家户户自觉投身于家庭工业和市场经济,才得以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温州百姓如果没有强烈的创业致富的欲望,就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的民营企业,更不可能获得飞速地发展。虽然这几年温州不像十多年前那样夺人眼球,而代之以互联网为新兴产业的“阿里巴巴”发展模式,不也是浙江思维的另一种演绎吗?把温州的小商品转移到杭州的互联网中心,正是敢吃螃蟹、敢于试水的海洋文化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海洋文化、黄土文化这两个名词。譬如陕西、山西都是黄土文化的代表。最近热播的《白鹿原》恰恰体现的就是大变革时代下的这种文化冲突。陕西远离海洋,临近黄河,开放文化对内陆人的影响较小,因此陕西人具有憨厚朴实、相对守旧的性格特点。而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广东则是海洋文化的代表。在临近海洋的地区生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的机会很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多,这就形成了广东人容易包容和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心理特征。浙江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也与上海同属江南文化,那为什么具有如此多共性的上海人,却与广东人、浙江人存在着地域文化差异呢?

 

上海: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古人曾这样形容吴越一带人的性格与气候的关系:南风之来兮,可以解民之愠;南风之熏兮,可以富吾民之财。意思是吴越一带气候温润,没有北方那种凛冽的西北风,因而使这里的人脾气温和,会经商赚钱。阳光的照射使人的大脑产生五羟色胺,五羟色胺使人产生良好的情绪。

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人们大多在室内活动,接受阳光照射少,五羟色胺分泌少,就使得有的东北人脾气急躁。饮食习惯对他们性格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人喜欢吃清淡、甜的食物和鱼,甜食中含有大量五羟色胺,所以江南人大脑中五羟色胺水平较高。江南人脾气好,脑子灵活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

自开埠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都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可见其移民文化影响深远。上海的繁荣,是建立在文化极度开放和经济极度自由的基础之上,不仅中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出入上海这个自由港的滩头,才造就了上海昔日的繁荣和今天发展的逻辑起点。说旧上海的精致,精致在资本家和西人的生活方式中,而不是体现在大多数从中国各地移民来的生活在贫民窟中的或者作为买办的群体之中。1949年后,大多数资本家的后人已经移居海外,上海工人阶级从贫民窟走出来,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角,文化被重新梳理,精致和优雅其实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加上多年的封闭和政治运动的冲击,过去殖民时代下层劳动人民的谨小慎微的心理得到充分的发酵,因此,小布尔乔亚的浪漫和优雅以及波西米亚式的冒险和创新消失了,谨慎、求稳的习俗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原有的江南人温和保守的一面开始抬头。换句话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保守服从的黄土文明代替了创新叛逆的海洋文明,一度成为上海的文化符号。

改革开放以后,出于上海光荣的历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战略的需要,上海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倾力支持,上海成为国有大型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集中地,草根民营经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冒险家的乐园也无法冒险,上海人以进入国家单位捧上铁饭碗为荣,不愿意去个人奋斗、创业冒险,与邻近的并对上海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江浙文化发生严重割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顺着家族血脉传承到新一代人特别是上海原住青年身上。

 

“关侬啥体?”——上海青年创业文化的心理短板

老子道德经有云:我恒有三宝也: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作为创业正当其时的上海青年,如果秉持老子的这三字箴言,恐怕与创新型城市只会渐行渐远。然而现实情况也远未到乐观,一项分别于 2003年和2008年开展的对比报告显示,上海人认可上海是中国内地最好的城市的比例从2003年的84.3%锐减至2008年的35.4%;外地人认可上海是中国内地最好的城市的比例也从40.5%降低到25%。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创新的相对乏力呢?笔者觉得社会文化心理特别是年轻人骨子里的地域文化是肇因之一。

一个城市好不好,幸福感、归属感和机遇感是三项中心指标,而对青年而言,是否有生机活力又是中心的中心。平心而论,上海青年较之北京和广东的年轻创业者,显得相对保守,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大部分人除非出国,不太愿意到外地求学和就业,尽管近几年愿意异地生活的比例从15.7%上升至24.4%,但较其他一线城市还是偏低。

上海自开埠以来以港兴市,独特的地理位置,汇聚中外各种资源,海纳百川形成了上海强大的实力。2013年上海GDP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三甲,经济实力强大背后是挺直的腰杆。上海人家卖掉一套房有可能是三四线城市居民一辈子的财富,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往往也会产生思想上的优越感,面对经济地位不对等的内地城市,上海人难以燃起学习的动力。但是历史是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的,向强大的外来者学习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同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进一步去创造,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超越对手而凤凰涅槃。

此外,不少上海青年对事业往往战术优秀,但是战略欠缺。假设一个企业需要研发制造销售三方面,做研发做制造,都需要精确计算,但是做销售则未必,过于注重小利则容易忽视大利。这就是为什么江浙上海出了很多科学家,上海产品以质量可靠经久耐用著名,但现在杭嘉湖和苏南的企业经营却比不上闽粤一带的。

对外界知识的选择性学习,和对细节的计算,最终演变为一些上海青年创业者的核心命门——过于强调秩序,推崇权威,价值取向单一化。商业文明的特点,就是理性化,自然条件的优越,重视教育和经济繁荣的结果,就是民风温和,不推崇变革。但是这些特点达到了顶峰,也就是所谓“熟透了”,其负面后果就是理性有余血性不足,温和有余强悍不足,稳定有余开拓不足。林语堂曾说北方人、岭南人、湖广人都没有丧失自己种族的活力,就是不谈江南人。不少上海青年聪明过人,但往往气魄不够,不敢纵身下海,放手一搏,所以再怎样才华出众,也往往是个白领,职员,而鲜有大企业家。

上海有句俚语:“关侬啥体?”——上海人是一个有个性的群体,不喜欢管闲事,也意味着不愿多事情,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亭子间是无法做出大格局的。当然,本文所说也只是一种倾向而绝非标签,只要把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关系处理好,多一些危机感和血性,上海的创业者也能杀出自己一条血路。


作者: 来源:2017-13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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