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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金融风险的底线

 

守住金融风险的底线

 

近日,严监管、治乱象、防风险成为金融市场的主线。如果金融系统出了问题,不仅难为实体经济带来及时雨,还会暗藏较大的风险。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一些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民间借贷风险、高利贷风险、地下钱庄风险、非法集资风险。针对这些风险,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控制。本期两篇文章,分别从杠杆率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两个角度,对防范金融风险进行解读,并提出建议对策。

 

 

杠杆率与金融风险

文/徐美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任务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去杠杆”的含义、路径有不同角度的解读,老百姓对“去杠杆”的理解也日益加深。但由于去杠杆高度复杂,解决该问题难度较大,对何为高杠杆、去杠杆是任务还是目的,也存在争议。那么,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杠杆率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所谓系统性风险,通常是指金融业因某种或某几种原因导致大面积亏损、甚至功能丧失或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典型的例子即是金融危机。

 

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

高杠杆通常会带来短期或长期风险。这是学术界、理论界及相关部门提出去杠杆的重要依据之一。对此,人们也很容易理解。如OECD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通常控制在90%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数据,通常会认为风险值得关注。2008年——2015年,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超过了120%,被认为临近系统性风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此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但必须承认,杠杆率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是双向的,即高杠杆增加系统性风险可能,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危机又往往直接导致整体杠杆率迅速攀升。有资料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明显上升,2015年我国实体部门的杠杆率达到228%。这在理论上是很好解释的,因为走出危机的应急举措通常都是刺激需求。实证显示,世界各国都要纠结于财政货币扩张与去杠杆之间的微妙平衡。因此,积极稳妥去杠杆的时候,必须清晰地看到杠杆与系统性风险的双向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去杠杆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也不能把它纯粹地看做是供给侧改革的任务,需要理性分析、处理高杠杆问题。

 

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

杠杆率有多种含义。宏观意义上,杠杆率是指一国债务占GDP比重,“中观”意义上,杠杆率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微观意义上,杠杆率是指该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如果没有明确指明,通常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杠杆率。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通常是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因为在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系,企业举债能力更强,市场给企业提供的举债水平也更高。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系统性风险管理,而非去杠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杠杆本身无好坏,合利利用杠杆获得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金融体发展程度的标志。高的杠杆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从一个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经济体迈进过程中,整体杠杆率上升在所难免,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防范风险积累及爆发。因此,去杠杆与系统性风险管理之间并不是必然关系。相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才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前提。对此,本文认为需要从两个角度推动资金回流到更有效的部门中去。一是加快金融改革,改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软约束,推动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的经济部门;二是切实提高实体部门的经济效率,让金融资源愿意、主动回到实体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去杠杆与防范系统性风险是相辅相成的,且是长期的、根本的。

 

以点及面的微宏观关系

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高杠杆率,高储蓄结构、企业资本结构错配、金融资源错配等因素是主要原因。如,2013年我国总储蓄率高达48.3%(其中,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分别达5%、19.8%和 23.6%),远高于多数国家通常20%左右的国民储蓄率。从资金流量表反映的净金融投资格局看,家庭是主要的净储蓄来源方,即家庭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且只能间接约束企业经营。与此同时,中国家庭并不能有效监管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有效配置资金,从而使部分资金在金融部门空转、自我循环,从而推动企业杠杆率上升。事实确实如此。但本文认为,这种宏观问题的症结与微观层面息息相关,解决这种宏观问题的途径不能忽视企业的作用。有资料显示,AIG之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摇摇欲坠,最后以接受美国政府850亿美元贷款落入美国政府之手,主因是4000多亿美元(资料显示,当时美国保险业所购买的信用违约掉期共计约5000亿美元)最高级信用违约互换。为此,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成立的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先后构建系统重要性银行机构、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和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非保险机构的评定方法,提出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重点监管,避免这些“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业及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平安保险两企业分别是FSB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FSB对它们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分析该评定方法、特别是FSB先后发布的2009年版、2013年版和2016年版,本文发现,FSB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之间的资产关联性。这种资产关联性不仅是高杠杆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微观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去杠杆,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途径。当然,中国企业的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也有别于国外。如中国国有企业杠杆率通常较高,但国外民营资本的杠杆率相对较高。所以,中国在运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定和监管时,必须加以调整,不能照搬。

 

 

如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文/韩汉君 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一个经济体要走向富裕和强盛,最终必须依靠其实体经济的效率、规模和总体实力。尽管在现代经济体系运行中,金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虚拟的金融体系作用再大,也只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当然需要资金的支持,这也正是金融业的职能和职责所在,即金融业必须有效地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并进行配置和管理。一国经济实力不可能仅依靠金融运作而获得提升,这即使在强大如美国亦如此。

仔细分析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发展和社会资金运行状况,一波接一波的资金涌动,大多都只是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层面上转动,无法有效地导入至实体经济领域,反而滋生出不少风险因子。对此,我们认为,当前应该特别重视开辟能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路径,从目前现状出发,借银行“债转股”契机,顺势推进银行业供给侧改革,发展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通过投资银行业务路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

 

“热钱”左冲右突,效率低下且风险不断

回顾一下我国近十多年来社会资金流动情况,出现过几波较大规模的涌动,基本上都是出于某种需要,或为解决国企改革难题、或为解决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没有有效地导入到实体经济。即使这些资金已经进入银行、进入资本市场,也是经过几轮流转,变成高价资金,使企业无法承受;或者被投入到各种资产的炒作。一些“热钱”更是左冲右突,酿成不少风险。

从20世纪末开始,为了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问题,我国政府通过不良贷款剥离、外汇储备注资、财政特别国债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途径,改善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并对商业银行实施改制上市。包括国有的、民间的和国外的资金在内,各路巨额资金进入银行系统,改善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在确保3%左右利差收入等政策的支持下,银行的盈利状况也大为改观。这是第一波大规模的资金涌动,虽然依靠社会资金的堆积暂时解决了银行的困难,但之后可以说没有出现资金有效导入实体经济体系的结果。商业银行经营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即使商业银行实现巨额盈利,如果与实体企业微薄盈利甚至大面积亏损的现状放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接下来一波的资金涌动是被吸引到银行购买理财产品,银行加上其他机构的理财业务,一并构成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超过20万亿元。如此规模的资金除了部分投入到房地产、基础设施工程等项目,其余大多在金融体系内循环,依然很少导入到最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领域。而且,由于资金流转环节增加,资金成本抬高,企业除了“融资难”,又不得不面临“融资贵”。同时,在银行体系,不规范的“资金池”运作模式,造成风险快速累积,最终迫使监管部门紧急刹车,以免真的成为一场“庞氏骗局”。

最近的几次资金大规模流动,就是2015年随着股票市场上涨,社会资金通过银行理财、银行配资流向股市;保险公司通过销售投资理财型保险产品吸引社会资金,大举进入股市,等等。这些资金横冲直撞,风险不断,最终也都没有有效导入至实体经济。

这种状况持续十多年,虽然表面上看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改善了不少,盈利也非常可观,可是金融体系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功能很好地发挥了吗?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商业银行依然只是提供传统的贷款服务,不能紧跟现代金融业发展潮流,向企业提供更多现代投资银行业务;而且即便是传统的贷款业务,也没有多大的起色。总之,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经营机制并没有根本改观,其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功能依然较弱,更不要说暴涨暴跌的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了。

当然,社会资金导入实体经济还涉及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和发展环境等重要问题,但越是在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就越是需要我们重视开辟通道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建议之一:推进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

关于如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从正在推进的新一轮银行“债转股”角度考虑,推动银行业供给侧改革,鼓励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由银行牵头推进企业债务重组、资产并购,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其中,不失为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的一个有效途径。

此次“债转股”主要目的是降低实体企业的负债率,因此主要针对银行的关注类贷款甚至正常类贷款,而非不良贷款。这虽是在企业负债率高企、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但我们更可以看做是一种实现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破冰的机遇,也是开辟有效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途径的良机。

1.“债转股”的契机。从银行角度看,银行不具备参与企业经营的优势,银行实际上没有成为企业股东的动力。因此,此次推动“债转股”,其目的不仅仅是简单地让银行成为企业股东,而是更应该借此契机,推动银行向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银行业务,如债务重组、资产并购等。

2.银行业也要实行供给侧改革。银行业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其服务产品供给的改革。目前,银行的主要业务供给就是贷款服务。按照目前实体经济运行的状况,企业除了贷款需求外,还需要有债务重组、资产并购等方面的服务。因此,银行除了贷款服务外,就还要提供投资银行服务。这也是促使银行由传统商业银行向现代综合性银行转型,从而从根本上扭转银行经营模式。

3.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途径。银行在向企业提供投资银行服务,即为企业进行债务重组、资产并购时,就可以同时吸引和组织社会资金一起参与,这就形成把社会资金导入实体经济的一个途径。而且,因为有银行的牵头和引导,社会资金会有较高的积极性参与对实体企业的资金支持。

4.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有利效应:(1)对实体经济来说,积极效应毋庸置疑。帮助企业降低负债率、实现资产重组,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和长远发展。

(2)对银行本身来说,一是有利于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利润下降等问题;二是有利于银行业务多元并举,扭转银行业务单一(即主要是贷款业务)、收入来源单一的局面。

(3)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一是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二是有利于金融业由分业到混业的转型。混业经营无疑是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方向。

5.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当然,对银行而言,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不确定性不容忽视。“债转股”虽然有利于提高银行账面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但没有改变实际资产质量状况,同时也会相对增加对银行的资本消耗。此外,“债转股”之后虽然存在企业死而复生,银行能够获取高回报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面临企业最终走向破产清算的风险,债转股还会使得银行债务偿付顺序后置。总之,投资银行业务对银行提出更高的业务能力要求。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进行混业经营,存在一些法律制度障碍。但是,实际操作中,银行的股权投资已经具有几种现行的模式;《商业银行法》的相关条款保留了一定的解释空间,从而也提供了一定的协调空间。总体上,消除这些制度障碍难度不大。

 

建议之二:加快发展科技金融

在现行市场中,一方面社会资金充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具有风险偏好,愿意进行高风险投资,以搏取高收益;同时,科技创新企业又迫切需要资金。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通道,引导一部分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企业中去,以支持科技创新。因此,建议加快发展科技金融,大力支持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产业投资基金,为科创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

具体建议:(1)设立天使投资母基金。根据调研获得的信息,目前值得投资的科技创新项目非常多,融资需求十分旺盛,但天使投资的资金规模显得不足。我们应重点关注天使投资。通过政府平台公司,把部分拨款支持科技创新的资金改为投资(“拨改投”),引导设立天使投资母基金。比如政府出资20%,其余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设立较大规模的母基金。该母基金投资于其他运作较好的天使投资基金,以扩大整体天使投资的规模。这样,可以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对企业创新活动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2)创设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选择在天使投资领域比较成功、拥有多个项目储备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其发起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并挂牌上市。采取类似于开放式股票投资基金的机制,从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转而投入到支持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领域。只要在资金募集、投资管理、风险控制等环节,进行缜密的策划设计,在证券市场开设这样的通道是可行的。这样一方面满足部分具有一定风险偏好的社会资金的风险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当然是满足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这种方式更加直接地体现证券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的方向。


作者: 来源:2017-11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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