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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究竟有啥用

 

 

 

用一本《客居忆往》,洪汉鼎追述着逝去的“学风”,那其中有挫折、感动、苦难和坚持。它告诉人们:读书不完全是为了学知识,还要追寻生命的圆满,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哲学的理由。

 

“我们这种人已断代了,以后都是新时代学人了。”洪汉鼎先生说的“新时代学人”,指“导师变老板”氛围下培养出的学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学风”“门风”已无太大瓜葛。

用一本《客居忆往》,洪汉鼎追述着逝去的“学风”,那其中有挫折、感动、苦难和坚持,它告诉人们:读书不完全是为了学知识,还要追寻生命的圆满,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哲学的理由。

因遭构陷,洪汉鼎先生前半生充满挫折,40多岁时还浮沉在偏远的县城,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但他没有沉沦,正是老一代的“学风”,正是哲学的高度,给了洪老坚持下去的力量。从功利角度看,哲学是无用的,可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精神之贵,我们还要“有用”干什么?

 

老先生喜欢你来谈学问

 

问:如今哲学是冷门专业,当年您为何选择这个专业?

洪汉鼎:我上中学时喜欢文学,当时在江苏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学校请了很多一流学者来任教,我的语文老师姓陈,与焦菊隐先生来往密切。每到周日,陈老师便带我们到无锡公园里,给我们开讲座,从古希腊一直讲到当代。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的兴趣逐渐转向哲学。因为文学固然能展现人类的各种命运,但改变命运,必须向更深层次思考,这就需要哲学。此外,我当时还认识了一位老和尚,常听他讲佛学。

在我们那个时代,哲学很受尊重,因为毛泽东说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我高考时,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哲学系。

问: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您去贺麟先生家拜访,贺先生是名教授,您只是普通学生,他会接待您吗?

洪汉鼎:我有个优点,就是不怕生,别人不敢去,可我就敢。那一代学者很纯粹,只要谈学问,他们都欢迎。我上中学时看过贺先生的书,当时纸张缺乏,书都用一种特别黑的薄纸印成。贺麟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不像别的哲学书那么难懂。

我当时不仅拜访过贺麟先生,还拜访过其他先生。有位先生问我,你想不想见张东荪?张东荪先生当时也在北大,“文革”时期被隔离软禁,根本见不到。那位先生说:这好办,我住张东荪隔壁,我们两家后院是连着的,你可以从后院去找他。

张东荪家到处都是书,他对我说:本来可以送你几本国外带回来的哲学书,可惜你来晚了,贺麟把它们都拿走了,去建社科院的图书馆。当时国家缺外汇,这些书很珍贵。

张东荪和我只谈哲学,不谈政治。

问:当时北大有这么多著名的老先生,您为何投在贺麟先生门下?

洪汉鼎:这与贺麟先生的“学风”“门风”有关。冯友兰与贺麟是中国现当代哲学的两座高峰,可在两位大师身后,却是贺门兴旺、冯门寥落。

我初次拜访贺麟先生时,他非常和气,我问他哲学该怎么学?先生说:黑格尔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读哲学史。

我看了一段哲学史,两三个月后又去拜访贺先生。他又说: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做学问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点,不能什么都学,要从一点做起。做学问切记不要求广,开始先从一个项目、一个点做。一个点搞出来就是一门学问。我问应该从哪个哲学家开始,贺先生建议从斯宾诺莎开始。

正是在贺麟先生的建议下,我确定了一生做学问的方法和方向。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悟,就是贺师当时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我做几十年斯宾诺莎,一直做到在此领域别人没有超过我为止。

 

见识到中国传统的

“学风”“门风”

 

问:您是如何成“贺门”中人的?

洪汉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面向全国招研究生,要求报名者年龄在40岁以下,我当时已41岁了,便给贺麟先生写信求助,贺先生马上去找副院长汝信谈,汝信也是贺先生的学生,结果我破格获得了考试资格,并成功考上了研究生。就这样,我回到北京,在当时,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研究生毕业那天,社科院请大家在四川饭店吃饭,敬酒时,贺麟先生站了起来,对同桌的导师们拱着手说:“这是我的学生洪汉鼎,他今天毕业了!”意思是,洪汉鼎是我贺麟的门生,希望你们以后大力支持。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中国传统的“学风”“门风”,这种场面,我想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门风”也有消极的一面

 

问:贺麟先生对您似乎也有过误会?

洪汉鼎:是的。贺先生与洪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人学术观点水火不容。一次我替贺麟先生写了篇介绍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历程的文章,其中也涉及了洪谦先生,我认为他起了很大作用。

我忘了这篇文章是替贺先生代写的,贺先生曾私下说洪先生在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语言事情,质疑说:这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贺先生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时,当着我的面说:“你怎么这样写洪先生?他的学术有这样高吗?”我一下子愣了,不知怎么回答。贺先生把我写的那一段话划掉,亲自重写了。这件事情后,贺先生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老一辈知识分子很在意“门风”,贺先生对人非常的好,但爱憎分明,一旦恨某人,就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门风”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问:贺麟先生80岁高龄入党,很多人说是为了配合宣传,事实如何?

洪汉鼎:那些说法是胡说。据我观察,贺麟先生那一代人,包括冯友兰先生,对党确实有感情。他们和今天有些人不一样,(今天某些人)脑子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是两张皮。贺麟先生曾亲自告诉我,对入党感到很高兴。

贺麟先生那一代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他们觉得,在人民安定方面,共产党做得更好。

 

诠释学认为没有唯一的真理

 

问:您后来的研究方向为何转到诠释学?

洪汉鼎:对于诠释学,可能我一直要研究到死。过去受科学主义影响,我们认为一个事物中有不变的真理,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寻找这个真理。而诠释学认为,这个真理并不存在,它是我们在解释过程中形成的。看报纸就知道了,同一个新闻,这家媒体这么写,那家媒体那么写,你说哪个是事实?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没有唯一正确的东西,都是根据具体需要而进行的解释。比如《论语》《孟子》这些经典,几千年来都在不断解释,今后还会有新的解释。换言之,真理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在发展的。

今天一些人说: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应恢复传统。在诠释学看来,这是错误的。文化走向世界,关键在如何融入现代化,变成对人家有用的东西。

问:这会不会滑向迎合?

洪汉鼎:诠释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它要以时代精神、现实问题为根据,不能以诠释者的主观意愿为根据。记得当年有个李燕杰,到处演讲,“火”得不得了。我问相关负责人:为何要找他来演讲?那个负责人说: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今天看,谁还记得李燕杰是谁呢?他说过什么,谁还记得?

如今于丹也很“火”,因为观众能接受她对《论语》等的阐释,这与民族整体的文化水平相关,至于将来如何,就不好说了,毕竟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提高。

 

忘记自己是最悲哀的事

 

问:今天年轻人承担着较大的生活压力,对于他们来说,学哲学是否有用?

洪汉鼎:任何社会都有压力,关键看你是否拥有自我意识。我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偏远的县城,学非所用,15年始终在研究哲学。

回到北京后,已经40多岁了,好容易成了家却没房子,那时看着大街想:北京这么大,却没有我一片瓦。但我没有忧虑,我继续走自己的路。

研究生毕业后,中国社科院不收我,我只好去北京社科院工作。那里是市委制定政策的辅助机构,不支持学术,也没学生,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自我意识。

说实话,我搞不懂现在年轻人的“追星族”,为了追明星,不惜倾家荡产。你说一个演员能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吗?这就是失去了自我,你只想明星,却没有想象自己,这是最悲哀的事。

 

问:人该怎样拥有自我意识呢?

洪汉鼎:寻找自我是一个实践问题,有各种选择,读书也可以,总之千万不能忘却自我。如今大环境不好,有些人只要钱、要房子,忘记了自我。

(文/唐山)


作者: 来源:2017-6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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