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检察风云>> 专题报道>> 法学家访谈

走近江平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法学的执著与热情。通过对话,让我们一起走近江平,倾听心声。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好,老师。我们知道您是19518月作为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法律,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那段求学经历?

    江平(以下简称“江”)我在19493月就参加了工作,那时开始准备南下的,参加南下工作团。后来留在了北京团市委,那时候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搞建团的筹备工作。

    1951年国家招收第一批留苏的学生,我参加了华北区的选拔并被选上了。第一年一共12名学法律的,除了北京、天津,华北有五六名。一开始去的是苏联的喀山大学,两年以后,我们就提出希望能够转到莫斯科大学去学习,第三年开始我们12人就都转到莫斯科大学去了。

    在苏联,大学学制是五年制,学院是四年制的。我在以前的回忆录中讲过,在莫斯科大学,罗马法是必定要学的,连拉丁文也要学。头一年还有军事训练课,那时候每一个大学生都是要学军事的,大学毕业后就是少尉军衔。我们只学了一个学期,后来就说外国学生不学军事,毕业也不授予军衔。那时候学生也不多,莫斯科大学每一届大概也就是100个学生,那是一所比较难考的学校,法律更是个门槛比较高的专业。

    记:您在去苏联之前就已经学习了俄语吗?在苏联学习生活适应吗?

    江:我学习俄语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去之前,由于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俄语很重要,就自学了一些。但是自学是很浅显的,所以到了苏联全部重新学的。

我们这些人到了苏联,除了陈汉章(当代民法学家)直接入学之外,其他人都是在苏联先学一年外语,然后再上课。这等于说正常要在那里学习六年,一年外语,五年大学。我也是这样。当时还强制规定了中国学生不能住一个寝室,必须与俄罗斯学生一起混住,以便于学习语言。在这样既有俄语老师教,又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我在学了半年俄语之后,就开始跟着当地本科生听课考试了,我在第一年的第二学期开始插班听课,参与所有的考试,考试全部都是口语考试(苏联所有的课程都是口试,没有笔试),所以我提前一年在1956年就回来了,其他人都是1957年回来的。而正是因为这个提前一年回来,碰上了“反右”,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所以有人说我是抢先一年回来抢一顶帽子……(哈哈)

    记:老师,您在留苏回国后就马上开始从事法学方面的工作吗?

    江:当时我们去苏联留学的时候组织上或者说领导就说过,我们回来后要起到一个“母机”作用。第一批派出留苏大约有500人,专业学法律的有12人,从学科的比例上说是正常的,毕竟当时还是以学工科、理科为主,特别是工科,文科相对比较少,但是在文科里面学法律的应该说还是比较受重视。我们这批人不是分配在学校就是分配在法学所,没有到法院或者检察院的。

    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对民法感兴趣了。第一批回来的时候就两个人,我和陈汉章,陈汉章还健在,很了解当时的情况。当时他是搞刑法的,后来回国一段时间以后也搞民法了。在去苏联之前他的俄文基础就很好了,曾经翻译过《苏俄刑法典》,他对于苏达利科夫和贝科夫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做过苏达利科夫的翻译。

    记:1952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院系调整,老师对于这段时间的情况是否了解呢?

    江:这个我没有参与,但是大概知道一些。因为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是学习苏联那种按照专业调整院系。所以把一些专业,特别是工科,像航空学院、邮电、石油都分出去了。这是学习苏联的方法。所以以后我们专门性的学院非常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原来一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撤销了,因为当时的教会大学都是美国、英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像燕京大学就是1952年撤销的,1952年以前还有燕京大学,之后就没有了。私立的还有如朝阳大学也被撤销了。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撤销了后,就将这些学校都合并到新设立的国立大学,比如北京政法学院,主要是清华、北大、燕京和辅仁大学这四个学校合并成了北京政法学院。这也就是1952年院系调整我所知道的大概情况了。

    记:老师能够向我们介绍一下在1957年“反右”时候的情况吗?

    江:1957年春天,党开始搞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克服党内的一些不良作风。我们有20个青年教师写了一个大字报,内容是要求成立整风委员会,怎么改进等。开始学校党委还说这个不错,但是“反右”的时候我就因此被定为右派。

    中国的法学应该说在“反右”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虽然我并不是因为法律方面的言论被划为右派的。其实“反右”中一些所谓的右派言论在法律方面是完全说得通的。如谢怀谢老,讲了不应当用政策来代替法律,就被当作了右派言论。当时认为党的政策地位很高,怎么能提出用法律来代替政策。又如“无罪推定”,这也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最高检察院的一位同志,提出一般监督的理论,苏联叫做一般监督或者是最高监督,检察院可以监督所有一切。他提出这个言论就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像这样的情况很多。特别是,提出“依法治国,法律至高无上”也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可以说是法律界中最失真的情况。

    记:那么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情况是怎样的呢?

    江:“文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法律的问题了。最多的是砸烂公检法,并没有什么理论体系上的问题。

    我在“反右”之后不能再教法律了,就到外语教研室去教外语,还是在北京政法学院。“文革”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那十年停课了。

    记:老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之后北京政法学院的情况?

    江:1979年改革开放后,刚刚经历了“文革”,学校里的矛盾还很激烈,领导班子里面的争论也很大。领导班子来了以后,群众老师中的矛盾也很激烈。

到了1982年底,司法部决定重新调整班子,所以派进了一个工作组,调查其中的问题。后来就决定重新成立一个五人领导班子,就把我选成了领导班子里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当时还叫北京政法学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动,真正表示对我平反了。从1983年初的时候开始上任,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就是从1983年初开始,我算是从一开始就介入了。

    记: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恢复的时候,课程设置和之前有区别吗?

    江:这是有了根本改变的。原来政法学院专业课有的都不叫“法”,民法叫做民事政策,刑法叫做刑事政策。到改革开放,虽然开始时我们也没有多少可讲,但是课程体系已经是完整的了,我们仍然按照其中的科学体系来讲,课程就讲中国的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虽然还没有立法,但是正在从长远的方向完善。

    第二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当时明确提出来要增加开设一些涉及西方国家、或者国外法律的课程,先作为选修课,这在当时也是比较难操作的,毕竟那个年代,连知道外国的人都比较少。当时学校只上两门课,一个是罗马法,第二个是西方国家民商法。这两门课都是我讲的。当时材料非常有限,就从我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些书,或者老的书里面整理后来讲。这些是我这个专业方面的。其他专业如比较刑法、比较刑事诉讼法等,都开始介绍国外的情况,这也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但是在过去,这样的课程都要加上“批判”的字样,因为在极“左”的时候凡是讲到西方国家必须都要加上批判,不批判不能讲。现在这些作为知识介绍来对待,客观地介绍西方的法律制度已经很好了。

    记:老师您曾参与过多次立法工作,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民法通则》的出台背景和过程。

    江:我碰到的第一次立法是在1982年。当初小平同志提出要搞《民法典》和《刑法典》。所以当时成立了一个《民法典》的起草领导小组,由20世纪50年代的法制局局长陶希晋和曾经做过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来领导,教研室就让我去参加,还从全国调集了很多人。

    当时国务院下面有一个经济法规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法制办的前身。当时经济方面的什么都叫经济法,搞的立法活动,包括经济合同法都是经济法的范畴。学校就派我去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我参加得多一点,也成立了一个经济法研究会,顾明是会长,最近刚刚故去,北大的芮沐和我是副会长。这段时间我参加得多一点,大概从1983年到1986年一直都是。

    下一段时间当然就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了。我们学校也好,全国也好,很多人参加民法典的起草,到了19841985年期间就拿出了一个《民法典草案》。这个草案已经到了第四稿,比较成熟,研究得也很认真。讨论的时候,也经常发生一些冲突。一是发生了民法与经济法的冲突,民法典到底怎么弄呢,是大民法典还是小民法典呢?一部分人主张民法就是光解决民事关系,如婚姻和继承,不应该包括经济方面的。再比如还有搞不搞民法典的争论。民法典到底成熟不成熟呢?那时候的政法委书记彭真就出来说话了,并确定两大基调:第一,要搞一个统一的民法,不搞经济法,民法和经济法不是双轨的,不是一边搞民法典,一边搞经济法典;第二,民法暂时不搞民法典,先搞通则。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用当时很形象化的话来说就是“变批发为零售”。搞民法典就是所有的法律都在那里了,现在就先搞单行法,最后再搞法典。彭真同志的理由很简单,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谁都没有经验。农村刚开始改革,搞了土地承包经营;城市怎么改革还没有方向,要摸着石头过河。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完整的法典是脱离实际的,统一的法典到最后会缩手缩脚。所以先搞单行法,哪个成熟制定哪个。

    所以在1985年、1986年的时候就找了四个人来做《民法通则》的最后把关工作。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四个学校派出的——人民大学的佟柔,政法大学是我,法学所的王家福和北京大学的魏振瀛。这样就形成了四个专家来参加《民法通则》的最后把关和通过时候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当然我们把关是从法学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从政治上,政治上还是党委负责。这就是我们参与的关于《民法通则》的工作。

    再往后就是开始进入了其他一些单行法的立法工作,尤其是商法方面的,后来的《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那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面参加的立法工作当然就更多一些了。

    记:后请江老师对中国近代的法学做一个基本的评价。

    江:对于现代法学的评价,我大概可以说两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律的基本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讲法律就是专政的工具,讲到法律就是阶级意志的表现,现在我们来讲法律就是讲公平正义,这样大体上就与国际接轨了,我们的法律观念与世界接轨了,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第二点,从法学研究、法学著作方面来说已经从最早的法律幼稚的时代进入了成熟的时代。现在可以说我们有了那么多我们自己的法律,我们的法学著作、研究的问题都有了自己的特色,这一点国外的学者,包括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同意。

    可以说中国的法律一方面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开放,研究各国好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越来越完善,有很多自己独特的东西,也不是照抄国外的。当然,应该看到中国的法律学生也好,法律著作也好,都有些过滥,缺乏精品。法学著作中的精品、律师中的精品、法律学者中的精品,在国际上真的拿得出手、叫得响的应该说还比较少。所以从幼稚过渡到成熟相当好,但是成熟中还仍然有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现象。


作者:刘璧君 余甬帆 来源:检察风云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20日

■本刊已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中国数字化期刊群》、《龙源期刊网》、《汉王书城》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已随本刊稿酬一起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本刊反对一稿多投,凡属一稿多投者,一经发现,将停发稿酬。本网所有文章、图片若需转载必须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欢迎读者对本刊印刷、装订质量进行监督,凡发现本刊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64723180本刊发行部,本社将给予奖励并负责调换。 ■监督电话:021-61851212
  相关信息
没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