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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凌华:要有敢讲真话的学术氛围

 

丁凌华:19522月出生于上海。19821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

已出版专著《中国丧服制度史》、《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发表论文《宗祧继承论》、《家族主义法渊源略论》、《法文化视野中的传统与现实》、《宋代寄禄官制度初探》等七十余篇。曾获司法部优秀论文奖,司法部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合作),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主编),上海市育才奖等。曾被学生评为校第五、七、八、九、十届“十佳”教师。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丁老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采访您,首先请问,在读大学之前,您已经工作了吗?

丁凌华(以下简称“丁”):我在读大学之前,工龄已经很长了,我是带着工龄读大学的。我在读大学之前工龄已经九年了。我是文革后第一届考生,就是1977年那一届,实际是19782月份报到入学的。“文革”前,我在上海中学读书,读到初二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是属于67届初中的,就是通常所说的“老三届”。“文革”开始以后,我在我们学校待了三年左右,到1969年的3月份,就上山下乡去了。

我下乡到了吉林省的梨树县,当时17周岁,在乡下待了三年。我们下乡的14人一个集体户,104女,其中12个人都是高中生,只有两个初中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三年,我从他们高中生身上学到很多好的品质,至今仍然非常感谢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在东北农村的三年,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我看到了中国农村惊人的穷困落后,看到了农民的艰难无助,也看到了某些基层官僚的不学无术与横行霸道。我不再迷惑于豪言壮语,我开始怀疑领袖的权威,我学会了独立思考……

三年后,我们都抽调到了工矿企业。197610月“四人帮”倒台,19779月,正式召开了全国的教育会议,在会上定下来恢复高考,通过广播传达给了全国人民。当时,我正好在吉林省舒兰县的一片原始森林旁的水库工地上安装闸门,一听到广播马上向领导请假。当时国家规定,参加高考请假的必须准假,领导准了我的假,我从工地赶到长春。后来,我就在长春复习,复习时间算在一起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样子。

结果,我考进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我们这一批学生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一下课就围着老师问问题,每天都去图书馆抢位子,学习氛围空前热烈。我三天两头往图书馆跑,什么书都借,只要是感兴趣的,小说、文艺、政治、历史、哲学,阅览面非常宽。

记:在读大学期间,您对哪些老师印象比较深呢?

:大学四年印象比较深的老师基本上是我们历史系里的。比如金景芳先生,从现在来讲,可以称作国学大师了,搞先秦史的,给我们开过先秦思想史的课。给我们上目录学的老师,叫罗继祖,他祖父是考古学家罗振玉。现在的《二十五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辽史》或是《金史》就是罗继祖点校的。还有一个老师搞中国近代史,叫李时岳,后来是汕头大学副校长,讲课讲得非常好。在那个时候,观点属于超前了,敢于讲人家不敢讲的。

还有赵锡元老师,他讲先秦史,讲得非常好,那个老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而且手下一点不留情,我大学四年就在他手里拿到唯一的一个三分。他考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名词解释、问答题之类的。他就出一个大题目,谈谈你对秦末农民起义的看法,开卷考。那个时候不知道论文怎么写,胡拼乱凑。结果,他认为不符合规范,给了三分。回过头来,我很感激赵锡元老师。

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林耘,他也是上海人,是考古专业的,那个时候一直到我走的时候,他在系里面还是默默无闻。现在,考古学界一提到林耘那是大名鼎鼎不得了,是泰斗级的了。

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柳春藩是讲两汉史的,对我无私关怀;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春圃是研究宋史的,也是个可亲可敬的人。

另外是法律系的老师,我听过两门课,印象比较深的是乔伟的秦汉法制史。乔伟在法制史学界很有名,不过去世得比较早。他以前是右派,但没被下放,让他留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所以他在图书馆当右派,一直看书,“文革”结束后,功底显示出来。他讲课底气足、条理清晰,有一种霸气,是法律系学生公认讲课讲得最好的。

以上这些老师的人品与学术都对我以后做人、做学问、讲课影响很大。

记:您开始学的是历史,后来怎么转变兴趣了呢?

:我是被动转向的,因为我们毕业是国家分配,我被分配到华东政法大学。进了华政之后,学校本来考虑让我到党史教研室,但研究党史不是我的优势,我最熟悉的是古代史,所以,我希望能分到法制史教研室。当时管教学的副校长曹漫之比较开明,让我去试试。于是一直试到现在,近30年了,至今也没人跟我说我的试用期已经满了,大概要一直试到退休了。

记:您认为自己在学术方面有哪些贡献呢?

:我只是做了一些在教师岗位上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又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因此首先是讲课要对得起学生,要每堂课都让学生觉得有价值,有收获。现在有一种错误的倾向,认为讲课不是学术,甚至把讲课和学术对立起来,认为讲课影响学术。现在国内的大学,普遍的倾向是重科研轻教学,科研有很多的激励措施,教学却没有。似乎出书才有大学问,教学则是人人都可以上讲台。所以,现在开一门新课,连讲义都不准备,拿着一本教材就敢上讲台,这样的课怎么上得好?我20多年教学总共开了七八门课,每门课的讲义都在10万字以上,都是手写的,要翻查很多资料,一次新课的内容起码要准备一星期。即使开一个两小时的讲座,我也要写几千字的提纲,不敢大意。即使教了20多年的课,我每次走上讲台,心里都要紧张,战战兢兢,生怕对不起学生。2008年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列入“人民法学文存”丛书,这本书是根据我课堂讲课录音整理的,科研处给了我1万多元的科研奖励。我讲了20多年的中法史课,学生也欢迎,但从来也没有人认为我这是在搞学术,现在只是把讲课录音整理一下,就变成学术了。现在国内的大学,都在讲要办成国际、国内一流的大学,但目标都是放在科研上,从来也没有哪个大学提出讲课要一流的目标。大学的重心还是在培养学生,没有一流的学术当然不可能有一流的讲课,但如果重学术轻讲课,那么将来很可能是一流的学术却培养出二三流的学生。更何况现在的快餐式学术体制下究竟有多少学术能够称得上是真正一流的呢?一流的学术是要后人来评价的,是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20多年里发表的东西,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两本书、几篇文章而已。两本书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丧服制度史》,24万字,内容比较艰深,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另一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的《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38万字,这是普及型的,一般读者都可以读得懂,也有可读性。还有些零零星星的论文,有点价值的也就十来篇而已,主要是涉及经学与法律关系的论文,比如像《宗祧继承论》,《古代家族主义法研究》系列,还有《律学两大流派与唐律渊源》等,这些论文里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记:这个领域还有哪些值得研究或者开拓的地方?

:中国法制史四千年值得研究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丧服制度史这个题目很小,一般不大注意,但一旦挖进去,是一片富矿。如果可以把中国丧服制度方面的书都一本本看过去,我大概要看一辈子。我现在这样写出来,也不敢说我写的东西都是正确的,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几千年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有很多东西我想肯定还没有发掘出来。

我在中国法律史年会上曾经说过,我们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30年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张晋藩教授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他们是起到拓荒的作用,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以杨一凡教授为代表的第二三代学者,整理资料,大量的古代资料被发掘和整理出来,大量的考证文章被收集起来,2002年出版的三编十五卷本《中国法制史考证》和2008年出版的十三册《续编》,以及近十年来陆续整理出版的古代珍稀法律文献不下数百种,还有何勤华教授主持的大量中国近代法律文献的整理点校。这些工作极大地推动和发展了中法史的研究,也为将来第三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想,从2010年开始的十年应该成为我们期望的第三阶段,充分地利用第二阶段文献整理与考证的成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建立起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同时要拓宽法制史的边界,注意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建立起一个大法制的框架。

记:您认为现在中青年学者是否比较浮躁?

:这是受整个市场经济的影响,社会的投机风气浓厚,学术界也不能不受影响。原因在我看来,一是科研指标压力大。硕士生、博士生、讲师、教授都有指标,现在又盲目扩招,教师和研究生也越来越多,往往一个专业就有几千人,哪有那么多选题可写?写不出就七拼八凑,满纸空话套话,结果大部分所谓成果只是一堆废纸。二是科研和利益直接挂钩,诱惑太大,申请一个课题就有几万元,于是课题满天飞;评职称只看成果数量,不看质量,于是著作、论文铺天盖地;职称一上去就可以做官,做官的好处在中国这个几千年官本位的社会中显而易见,于是科研成为做官的铺垫,谁还会去重视论文的质量?三是科研评价体系的不合理。以前是只看数量不重质量,现在是只看你是不是核心期刊,仍然是重形式不重内容,其实我发表在核心杂志的论文往往不是我最看重的文章,我看重的是文章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四是科研违规违法成本太低。为了毕业或是文章数量,东拼西凑的论文已是屡见不鲜,严重者不惜抄袭剽窃,甚至身为校长、院长、教授、博导的剽窃行为也屡见报端与网络。比如,某著名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抄袭了我的著作《中国丧服制度史》3万多字,有的地方甚至整段一字不改地抄袭几千字,我也向该校领导写信检举,校内、圈内尽知此事,结果也不了了之。大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麻木不仁,这是最可怕的。

记:您最希望有什么样的学术氛围?

:好的学术氛围应该是知识分子敢想、敢写、敢讲真话的氛围,是一个创造条件能够让知识分子安静做学问的氛围,是一个使知识分子有起码的体面和尊严的氛围。现在从上到下行政主导的体制,很难创造这样一个氛围。

记:丁老师您博览群书,能为我们法科学子推荐一些优秀的阅读书目吗?

:我是读书越读越觉得自己浅薄,而且每天为生活和大量的杂务奔波,还要为科研指标和课题凑数,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安静地坐下来看书?哪里敢称得上“博览群书”呢?当然,相对年轻的学子而言,我毕竟痴长几岁,多看了几本书,因此推荐一些书目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是适合,要因人而异。

中国法制史在大陆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还不多,因此可以参考一些历史学方面的书。古代法制史方面,可以看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程树德《九朝律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钱穆《国学史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

近代法制史方面,可以看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梁启超法学文集》、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等。

以上都是挂一漏万,不足为范,仅供参考而已。

记:最后,能否请您给我们年轻学子提几点希望?

:我就觉得我们的学生,现在的研究生也好,博士生也好,都要培养自己的学术能力。怎么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我觉得有四点应该注意:

第一,学术兴趣。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兴趣是研究的动力,没有兴趣是很难搞好学问的。有的人为什么能够成年累月在书斋里坐得住冷板凳呢?他就是有这个兴趣,或者说乐趣。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人怎么有毅力,我不相信,他首先是有兴趣。考科举是要靠毅力的,搞学术首先要有兴趣。兴趣这个东西,一是靠天赋,二是靠后天环境的熏陶,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如果有意识地去培养,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我主张发现兴趣,而不是培养兴趣。

第二,阅读能力。外法史也好,中法史也好,中法史要精通古汉语,外法史要精通一门外语。

第三,文字能力。文字能力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你写一篇作文或是小说写得好。搞中外法史研究,首先必须要有寻找资料的能力。

第四,怀疑精神。在前三点基础上,如果没有怀疑精神,那么你绝对成不了大器。你写一般的文章,三四流的文章发表可以,充充数可以,但是绝对没有什么大出息。胡适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怎么怀疑?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任何人的东西都可以怀疑。当然提倡怀疑精神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说没有那种自以为是的绝对权威的所谓真理。

 


作者:徐娜 金芳翠 来源:检察风云 发布时间:2013年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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