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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功耘:政府干预市场要走向法治化

顾功耘,1957年7月生,江苏靖江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律研究院院长,经济法研究中心主任。顾功耘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法学会商法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金融法制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上海市委党校客座教授、上海外贸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先后主编出版《企业联合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经济法》、《中国证券法学》、《公司法》、《公司的设立和运作》、《新兴市场中的法律问题研究》、《金融市场运行与法律监管》、《公司法律评论》、《经济法教程》、《商法教程》等多部著作,发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法制方略》、《市场经济与我国商法和经济法的发展》等论文近百篇,完成《辞海》(1999年新版)有关“经济法”全部条目编写,主持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项目建设。主持或参与各类科研重点课题15项,参与立法起草或讨论20余项。顾功耘教授提出经济法理论新构架,重新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受到学术界关注。2001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称号,200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4年荣获上海市优秀人才称号。

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一个人,最重要的可能不在于你的名怎么样,而是实质上你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我只有大学学士学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能力,我一直在研究、学习法律。有些人去混硕士文凭博士文凭,就算你拿到了,难道就说你真的达到这个水平了吗?我没有拿到这个文凭,我现在照样在专业上发挥作用,我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了。能够有条件拿到这个名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你拿到这个名必须要有这个实,要你实际上真正达到这个水平。”

记者(以下简称记):感谢顾老师这么忙还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首先想请您回忆一下,在读大学之前,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顾功耘(以下简称顾):我1957年出生的,1974年中学毕业。我出生在农村,老家在江苏靖江。当时,我中学毕业,基本功不是很扎实,当时没有高考制度,也没有机会出去,没有关系,也找不到机会到工厂工作,只能在农村干农活,思想上很苦闷,感觉没有前途。那个时代,在农村干活,是很艰苦的工作。一般的年轻人都希望跳出农村,哪怕在集体企业里面当工人也比干农活要好。因为工人是拿工资的,在农村干活没有工资的,只是记工分,到最后年终结算的时候,价值是很低的。所以,那个时候不能高考,我们这一批青年心情都是非常苦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绝望了,因为没有一个好的遴选人才机制,即使你有能力也跳不出去。

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您是怎么想的呢?

顾:恢复高考使我兴奋,相当震惊,没想到会恢复高考,绝望当中有希望了,不管怎么样,今后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有出头的日子。恢复高考当年,参加考试我不是十分积极,因为没有很好准备,就想再看一看,我的想法是准备得更充分再去考大学,还没有想第一次就参加高考。我是1977年年底参加高考的,从恢复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半年时间。在毕业后三年的时间里,忘记了很多的知识,我心里面想几个月的时间,把忘掉的课程补上来是不可能,从内心来说是没把握。后来在哥哥的鼓励下,才参加高考。

记:您当时报考的专业就是法律吗?出于什么考虑?

顾:当时是考了以后填报志愿,我填志愿的跟其他人想法不同。志愿表有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我被录取到的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我的第一志愿没有填具体的大学,写的是“服从分配”, 第二志愿我记得是复旦经济系和中文系,第三个志愿好像是省下面一个师范大学。第一个志愿为什么我不写个学校呢?可以说99.9%的人都是填了具体学校具体专业。我当时有点别出心裁,因为我想不管考得好还是不好,只要能上大学我就高兴,随便你给我安排,看我的分数而定。为什么被北大法律系招收?当时北大法律系招生没有公开招,法律被认为是绝密的专业。所以,没有人填北大法律系。但是,他也要招生呀,所以就在考生中选拔一批水平比较高、政治素质比较好、成绩也比较好人的进入北大法律系。这种情况下,我就被招到北大法律系了。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很惊讶,当时想的是只要有大学要我就会去,做梦也没想到被北大录取。这是我人生道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记:当时进法律系,您感觉好不好呢?

      顾:进法律系感觉好不好?当时,从我自身来讲感觉还是很荣耀的。如果从现在的条件来讲,当时学校不管软件硬件都是比较差的。但我从农村跳出来已经很满意了,已经相当好了,没有埋怨条件不好什么的。在读大学时,我的家庭背景相对比较穷,有些自卑。别人穿的、吃的、用的都比自己好,我只有发奋的学习,希望通过努力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在四年当中,我读书很刻苦。图书馆尽管藏书很多,但我都翻过,只要和法律相关的书,我都看过。一开始看不懂,后来反复读,慢慢就能够理解了。当时,我除了学好法律专业之外,就是大量看课外书,还有就是听讲座,不管什么讲座都听,拓宽视野。这个习惯对于我后来适应社会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也是这样教育我学生的。听讲座很受启发,一个专家讲两个小时,讲的都是多年的研究心得,听这些专家的经验,可以节约学习时间,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我们那一届素质都比较高?因为大家知识涉及面比较广,各种专家的讲座都去听,可以吸取更多的智慧来处理问题。所以说,不管大学生还是研究生,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不只学单一的知识,而是说你有一个重点专业,但是要多看书、多听讲座。

记:大学里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顾:当时读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举个例子, 北大图书馆因为位置有限,早上很多人在门口等开门进去抢座位,那个大门是一长排玻璃门,有一次大门刚刚开了一个小门,大家就挤,一挤就把门挤掉了,玻璃掉下来全打碎了。这个并不是故意搞破坏,实际上可能是当时挤的力度太大了,只开了一个小门,结果一挤整个一连串的门都给挤掉了。为了抢座位把一排门给挤坏了,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大学生读书的风气,那种劲头。

记:在您的专业领域您有什么自己的观点?

顾:我在国有经济法律这一块,研究有一定深度,超越了现在的立法水平。对这方面的立法有一整套的想法。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制度有相当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2008年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这个法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一些基本的思路问题包括体制都是有一些缺陷。应该说,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真正听明白、听进去,都会接受我的观点,认为现在这个做法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我是通过讲道理让人清楚的,让人信服,出台的东西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会出现的缺陷。就是说,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不一定马上会被大多数接受,要做宣传,要更多的传播自己的想法观点,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还要让实践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他们才会觉得现在的东西是有问题的。

我讲的东西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从这点说,我提的观点很难说有很深的理论深度,但我提出的观点一定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而且在理论上能够讲得通的。因为我们研究的东西实用,所以很多的案件会找你,如律师办案、仲裁案件,还有邀请我担任上海市政府的决策咨询委员、上海市人大的决策咨询委员,还有很多公司要我去当独立董事,这些工作没有知识积累,没有经验是不行的,无法胜任。我在外做独立董事,不是说有钱就去做,万一出什么大问题的话就得背一辈子的污点了。所以,学法律,要学习精华,不管什么法,不是说要都能背出来,但一定要掌握他的精华,运用的时候就会顺利多了。

:在您的专业领域内,您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在哪里?

顾:从总体来说,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还是有差距的。比如经济法,国外很多国家没有一门专业叫经济法,但人家在实际中运用经济法就非常好。比如,美国金融危机时,每次总统提出法案,参众两院投票,按照我们国家的概念,通过的就是经济法。怎么宏观调控?怎么来进行国家投入?他们都是有法律程序的。而我们经济法的概念都没有,什么叫经济法都不知道。你跟那些企业的老总、政府干部谈什么叫经济法,他说得出来吗?他说不出。说不出来怎么会去用呢?我们的4万亿刺激经济,由国务院直接宣布。哪来的4万亿?中央政府拿一部分,地方政府拿一部分,老百姓拿一部分,社会拿一部分。我就问了,社会口袋里拿一部分怎么拿?人家美国通过法案就是说政府掏多少钱,只能说自己拿多少钱,别人管不着。所以,美国通过的法案没有说哪个州拿多少钱,他没这个权力呀!地方也有人大,地方拿钱由地方人大决定,地方财政是地方人大决定的。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政府更没有决定权了。从这点上说,就可以看出我们在经济法方面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很大。人家已经完全进入轨道,进入规范化的程序。提案为什么要参众两院来投票?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无权自己说投多少就投多少,必须通过参众两院的听证,反复说明。政府要说服参众两院,到最后认为你说的是对的。然后,参众两院再砍掉一些,不能说你要多少就给多少。然后,再投票,一次通不过还要再修改、再投票。2008年,针对金融危机,美国有一个法案,2009年2月,又增加400多个条文,这么短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很灵活地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法律条文。而我们有哪个条文说要投入4万亿?一个条文都没有。所以,在法律制度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去做,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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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佳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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