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检察风云>> 专题报道>> 法学家访谈

李启家:法的精神实际上是良知

 

李启家,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学系学习, 1982年毕业,现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长。1982年开始从事环境法研究教育事业和环境法制建设实践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1997年、2002年受到国家环境保护局表彰,连续两次获“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他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立法的调研和起草工作。此外,还作为法律专家,对环境影响评价、防沙治沙、促进清洁生产、土地管理、海域使用、地质灾害防治等国家环境与资源法律的起草和修改提出了论证、咨询意见和建议。为完善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立法作出重要贡献。他积极进行环境政策和法律问题的研究活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他独立或组织了有关流域管理、外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环保产业化等环境政策和法律问题的研究,并提交了研究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环境政策与法律制度创新与完善作出重要贡献。作为环境法研究生导师,为武汉大学环境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环境法》、《环境立法专题》等课程,指导和参与指导的环境资源法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1998年以来,先后承担或主持了数项国家、省部级和其他地方的科研课题,发表了十余篇环境法学论文,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他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湖北省地方大气环境立法研究》获1999年度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要学习的话,不是学习具体形式做法,而要去找一种魂一样的东西。”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觉得你们77、78级一代的经历赋予了您什么样的东西,有没有我们这一代可以借鉴学习的?

    李启家(以下简称‘李’):对从事法学活动的个人的发展来说,做法学研究应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是建立在特异性上,一个是建立在多样性上。也就是说,两者可以比较鉴别,但是不能模仿,更不能去人为的重复。重复起来,可能是喜剧,结局也可能会是一出闹剧,若再重复就可能是一出悲剧了。像我们77、78级这一代,包括李克强总理、华东政法大学的何勤华老师、顾耕耘老师,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巧合也非常幸运的。这里有着无可复制的历史背景。我们赶上了那个时候,这一段经历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可惜是不能重复、不能够模仿的。你们这一代要根据你们所处的时代,找出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对我们这一代羡慕或者是模仿。我们做法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去描述一个合理社会,而是使我们的法学理论能够适应现实社会。因此,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而且这种条件只存在于这一代人,也只适用于这一代人。要去学习的话,不是去学习他们的具体形式做法,而要去找一种“魂”一样的东西。关于这个“魂”,有人谈了很多,但是我记得我们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论法的精神》,我们就曾讨论我们这一代的精神是什么。那个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整个社会都在对“文革”进行讨伐,都在呼吁良心和良知。因此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所谓人的精神、法的精神,实际上就是良心和良知。就我们这一代而言,能够给我们支撑的,大概就是当时很不经意的这种关于良心和良知的讨论。

 

记:那您觉得您这一代人具有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李: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曾经都是有过社会实践的,下过乡、进过厂或者是当过兵。那个时候整个社会跟现在一样,也谈“大的作为”,不过现在是讲个性解放,那个时候讲的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那个时代讨论比较多的也是人的良心、人的良知问题。那时候可能跟现在不一样,我们谈得比较多的还是人道主义。

记:您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上大学的,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后您有没有特别的激动?

李:可能有些人会,但是我不是。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是1974年,那时候虽然我还在读高中,但我就想读大学,很简单的理由。所以恢复高考以后,该报名就报名,该考试就考试,就我个人而言是很平常的,没有特别的激动。因为那时候我是在一个发电厂工作,只有在考试之前才给一个礼拜时间复习。当时我的师傅就让我该复习就复习,我的活儿他都帮我干了。从报名到复习考试,我的领导和师傅都很支持,尽其所能的给了很多方便。但报的不是法律,因为当时的北大法律系是不对外招生的,而是从报考的同学里面挑。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们班同学中是没有一个报的法律,而且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一个法律系。我当时是凭自己感觉,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的图书馆系,因为我觉得这样接触的书就多,第二志愿是武大的图书馆,第三志愿报的是山东曲阜师院的历史专业。当时根本不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就知道可以上学了,还能够上北大,已经是很高兴了。

“人一辈子能够读上几本经典,能够深刻领会,我看就行了。经典并不在于它的经典结论,而在于它的经典思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法论。”

    记:那时候您可以看得书可能也不是很多,自己的思想也刚刚开始萌芽,那么您在看书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李:那个时候书是稀缺物品。这样利和弊都有,弊呢就是说书很少。在我们班,当时有几本书,比如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还有一本就是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大家互相推荐、传阅。我们就把它借过来,因为看不完,所以就手抄。当时就买那种很薄的信纸和复写纸,先抄一遍,然后其他同学再借来继续抄,所以很快大家就都能看上这个书了。因此我们看得都是手抄本。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你在誊写的过程中阅读的也会更深刻。现在我想,书很多,读书是好事,但是我们的精力和能力有限。人一辈子能够读上几本经典,能够深刻领会,我看就行了。我就觉得书读万卷也未必好,现在的书很多,有些是没必要读的,但是有些经典要反复地读,每读一遍的感觉都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每年都会把《普通法的精神》读一遍,每读一遍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谓的经典就是可以反复诵读的。经典其实就是工具,一种帮助你认识其他问题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并不在于它的经典结论,而在于它的经典思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法论。思路是非常重要的,经典就告诉你怎么去看问题,再一个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角度看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领悟力了,就是怎么能选择到这个角度。其实很多经典并不是说讲了很多的内容,而是把我们所知道的常识用新的角度再阐述一次,这个阐述让你觉得是一个新的方法,让你觉得大开眼界,这才是活学。如果老是背经典结论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思想奴隶。

记:那么,这种阅读方式对您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这个方法虽然是很笨的方法,但我觉得是很有效的方法。我是有习惯去记笔记的,但我的笔记很乱,不像别人的很有条理。我就随便找个本子,看到什么就记上去,哪怕只是一句话,或者自己想到的什么东西。我的笔记就是很乱的,什么都有,别人看很乱,但我自己明白哪句是看什么书来的,哪些是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来的。如果我真的要很讲究形式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效果了。只要心里有数,就一点不杂乱。如果有人帮我整理得很整齐,可能我找什么东西还找不到呢。这个杂和乱也是相对而言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性格和习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爱好。

    记:您那个时候在同学之间有没有一些思想的交流,或者是大的争论?

李:这个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班同学比较多,当时有60个男生,后来有两个离开了,就剩下了58个。那时候可以说是天天“吵架”,坐一起就吵,而且是没主题的吵。但我们班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不管是谁看到一首诗歌也好,一本很好的书也好,很快就会向其他同学推荐。但是,大家看了之后就容易吵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班是很喜欢吵架的。我记得在讨论中我们还给不同的同学起了不同的外号,这个外号的产生跟生活习惯没关系,就跟思路有关。比如有一个同学,名气也很大,叫谢思敏,做证券票据法的,他的思维很快,所以大家都叫他“铁臂阿童木”,因为阿童木的速度也很快。但后来不知道谁解释说,是因为他当时比较年轻比较胖,才叫阿童木的,其实是因为他的思路很快,像阿童木似的,我们很难跟上。我们班还有同学叫做“老佛爷”,因为他的思维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非常固执,跟老佛爷一样。但是这个同学在我们班上还是比较年轻的,反而被称为老佛爷。我们班还有同学被叫做“红辣椒”,因为他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激动,一激动就容易脸红。后来,他就认识到了,还写了一幅字“制怒”挂在床头警戒。当然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做学问非常冷静,就是王绍光,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不从事法律领域的工作了。


共2页 您在第1页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尾页 跳转到页 本页共有4840个字符
作者:王海军 孙科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24日

■本刊已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中国数字化期刊群》、《龙源期刊网》、《汉王书城》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已随本刊稿酬一起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本刊反对一稿多投,凡属一稿多投者,一经发现,将停发稿酬。本网所有文章、图片若需转载必须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欢迎读者对本刊印刷、装订质量进行监督,凡发现本刊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64723180本刊发行部,本社将给予奖励并负责调换。 ■监督电话:021-61851212
  相关信息
没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