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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仇和

 

2016年12月1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2433.98万余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史上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人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但人们不会想到,仇和“任性”的背后,隐藏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和腐败。

本刊编辑部

 

“明星”官员的陨落

文/上官新华

 

2015年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然而,主席台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这一天上午10点多,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北京真武庙附近的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刚下车,仇和即被中纪委的办案人员直接带走。12点55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发布消息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条爆炸性的消息立刻吸引了公众视线,仇和落马了。

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仇和,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

2015年7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仇和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16年6月3日,仇和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仇和新政”

在江苏省宿迁市中心,最醒目的当属那座“霸王举鼎”雕像。这里有一条项王路,还有一条楚街。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虽然建市时间不长,但宿迁绝不缺少历史底蕴——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人们把项羽自信积极、敢说敢做、英勇善战的性格,赋予了宿迁这座城市。仇和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滨海县属盐城市所辖县之一,因东濒黄海而得名。滨海县是中国著名的何首乌之乡,优质粮棉生产基地县,林业生产大县,草柳编织大县,也是中国著名的书画之乡。

仇和出生在滨海县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庭,兄弟姐妹共八人。因为家境贫困,他养成了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性格。从农村考进城里读书,随后又参加工作,仇和处处显示出聪明过人。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仇和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农业学院植物保护学系,经过四年的深造,仇和圆满地完成了学业,成为我国第一批植物保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仇和被分配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当上了一名科研人员。工作中,仇和每天早来晚走,积极主动,领导和同事们无不对这个聪明能干、讨人喜欢的小伙子竖起大拇指。很快,仇和被提拔为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副处长、处长。1996年,原本隶属于淮阴市的宿迁县被撤县组建地级市,在农科院和科委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仇和,终于有机会实现人生的跨越,他被从科委直接派遣到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

同年,仇和被提升为副厅级的宿迁市副市长。不久后,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里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县城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还包括无数露天大垃圾堆。当时,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

但命运把这样一个地方交到了仇和手里。这里是仇和第一次当一把手的地区,也是仇和施展其改革抱负的第一站。他来到这里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强令全县干部上街打扫卫生,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上任当晚,仇和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结果,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在沭阳,仇和做了几件大事:修路、种树、推广城镇化和发展工业园区。

道路在当时落后的沭阳来讲是瓶颈性问题,当时沭阳全县黑色路面只有五六十公里。仇和要求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在仇和的主导下,沭阳公路建设飞速发展。包括黑色路面、砂石路在内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200余公里,是三年前的几十倍。

仇和倡导种树。起初,很多农民反对,理由是先解决口粮问题。但实践证明,沭阳的种树计划,为之后沭阳木材工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使林木发展成为整个沭阳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城镇化和工业园的发展之中,最大的问题是拆迁引发的矛盾。当地顺口溜说:“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很多拆迁户意见很大。但事实上,推广城镇化和工业园区成为发展沭阳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在很多人眼中,仇和这个官有点“特别”。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出手机叫来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类似的管理手段虽然强硬,却让沭阳人改变了不少。三年过去了,沭阳的经济上去了。2000年4月,江苏省和宿迁市的专家们联合对沭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得出“沭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的结论。

 

《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的教改医改

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

在宿迁,仇和的铁腕更多得体现在他的政策上。仇和在宿迁最具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他甚至说过:“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有9家改制。

有人叫好,宿迁的医疗、教育水平那么差,财政又根本没有能力支持,人才不断流失,眼见就要不行了,不卖怎么办?有人反对,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宿迁市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

对于仇和的大胆尝试和改革,一位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提出“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虽然仇和的施政举措存在诸多争议,但当地有些干部认为他“敢试、敢闯、敢冒险”。“所谓的‘卖学校、卖医院’,从一定意义上是逼出来的改革,不改已经不行了,与其穷困下去,不如放手一搏。”

2006年1月,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就任副省长之后,仇和首先面临的是环境问题。化工行业是江苏省的“第一排污大户”和生产安全事故高发区。2006年10月,江苏省政府公布了《全省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同时成立了全省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仇和任组长。2007年5、6月间发生了太湖蓝藻危机,仇和用铁腕治理太湖污染,强令污染源的工厂必须关闭,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有效地解决了太湖污染问题。

在仇和的主导下,截至2007年年底,江苏省共关闭化工生产企业1934家。他的“老百姓可不管什么COD,他们只知道污染物总量在增加、水质在变坏,水不安全了,他们当然要骂娘”引发了干部群众的广泛好评。

熟悉仇和的干部介绍说:“仇和对事很严肃,对人则极具亲和力,跟省里职能部门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仇和对待下属,无论是对省环保厅、建设厅的官员,还是对不在自己分管领域的部门官员,言必称请教,非常谦虚。”

 

云南滑铁卢

仇和任江苏省副省长不到两年时间,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2007年12月28日,仇和在他到昆明的第一次大会上用“八无”感言的方式,来表达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随即,仇和开始强力推行一系列新政。

2008年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治行动,深得民心。

“瞌睡门”事件让仇和再一次走向众人瞩目的前台。2008年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当时仇和没再追究。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

仇和的“铁腕治吏”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局长,要求立刻解决……

与多数市委书记一样,仇和把城市建设看得尤为重要。在他的主导下,昆明市政府提出了“大昆明”的发展思路。“大昆明”的核心是要建成“一湖四片”、“一主四辅”的城市格局。“一湖四片”是以滇池为核心,优先发展主城片区、呈贡片区、晋城片区、昆阳片区。“一主四辅”是建设昆明一个主城,开发安宁、嵩明、宜良、富民四个辅城。按照这一部署,昆明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办公楼和大中专院校全部要集中搬迁到新建的呈贡区域,昆明市主城区将由180平方公里,发展为460平方公里。同时,昆明市总人口将从578万增加到800万,城镇化率将由52%提高到81%。

仇和说:“从现在开始,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市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在这一声势之下,昆明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一时间,昆明到处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换城市植被,“春城”昆明一度变身“拆城”。彼时,全国各路房地产商云集昆明。在众多的地产商中,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颇受仇和青睐。

刘卫高是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2003年5月,刘卫高投资100多万元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彼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从此之后,刘卫高紧跟仇和步伐十多年,两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随着仇和的仕途攀升,刘卫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商贸城项目竣工后,刘卫高与仇和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刘卫高为人高调,他所开的“苏N00000”牌照劳斯莱斯黑色轿车,在宿迁一度无人不知。

多年来,在仇和的力挺下,刘卫高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刘卫高相中了仇和的“权”,仇和看上了刘卫高的“钱”,两个人各取所需,成了莫逆之交。由于为刘卫高提供了诸多便利,仇和向其索贿底气十足,俨然把刘卫高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刘卫高则对仇和“知恩图报”,先后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数千万元。

仇和主政昆明后,刘卫高追随仇和来到了昆明。2009年,仇和启动了对原螺蛳湾商业片区的拆迁,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中的“东南亚商贸新名片”——新螺蛳湾项目。新螺蛳湾项目规模宏大,计划占地1.2万亩,建筑面积超千万平方米。在仇和的关照下,2008年9月23日下午,新螺蛳湾前期部分项目土地拍卖会在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举行,整个过程只持续了5分钟左右,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地块。

2011年,刘卫高再次出手,以64.87亿元价格一举拿下了“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项目全部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这背后,是刘卫高与仇和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在新螺蛳湾项目实施中,引发了很多矛盾:暴力拆迁事件,在建设中多次爆发拆迁人员与当地村民的暴力冲突;非法占用耕地问题,这一问题在仇和的关照下,不了了之;原商户动迁问题,很多补偿和安置问题未得到解决……

仇和在收受了刘卫高的巨额好处费以后,不惜赤膊上阵、亲自打招呼,指示昆明市土地城建系统的领导“关照”这个项目,明目张胆地出卖公共权力,甘当刘卫高的“办事员”“马前卒”。此时的仇和沉浸在捞钱的快感中,全然忘记了“大昆明”发展战略。

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是仇和案的显著特点。正如仇和所说:“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开始,我就产生了从他们身上捞取好处的想法,我也确实利用权力从他们手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仇和在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后,把第一把火指向了城中村改造,这项巨大的工程立即吸引了各路建筑“诸侯”纷至沓来。很多江浙商人追随仇和,来到昆明搞开发,淘金挖宝。仇和执政的四年,也是江浙企业大规模进驻昆明的时期。人们不会忘记,彼时昆明街头不少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挂着“江苏建工”的横幅,一时间,“满城尽是江浙商”。

2009年6月,江苏南通的顺丰集团看中了昆明呈贡新区黄金地段的一块地,准备投资搞建设。按照昆明市土地规划局制定的基准地价标准,一环以内土地底价至少500万元一亩,推算该地块的土地竞拍价大约为700万元一亩。这个项目的土地在正式竞拍前,顺丰集团多次找到昆明市政府,希望地价控制在每亩200万元左右,被昆明市政府的领导拒绝。顺丰集团的总经理姜涛感叹与市政府的领导“不熟”,开始在上层寻找“关系”。2010年9月的一天,姜涛给仇和打电话说:“仇书记,你在哪里?我有事想找你。”仇和回答:“我在办公室,有事就来吧。”

姜涛开着车来到市委办公楼,提着100万元现金进了仇和的办公室,把装钱的袋子放到墙角说:“仇书记,给你带了点土特产,表达我一点心意。”

仇和知道姜涛无事不登三宝殿,把姜涛让在沙发上坐下:“姜总,你有什么事,就说吧。”姜涛回答:“我们集团开发了呈贡新区的一个项目,但是成本太高了,希望仇书记协调一下土地局,帮我们公司节省点费用。”仇和说:“你说的这个项目我了解,你放心,回头我找他们沟通一下。”

谈完事,姜涛就走了。仇和打开袋子一看,里面装的不是土特产,全是人民币,数了数,100万元。仇和关上办公室的门,把钱放进休息室的保密柜里。

很快,仇和与土地局进行了联系,以扶持企业发展为名,指令昆明市政府必须把土地低价出让给顺丰集团。昆明市政府只好专门开会,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该项目竞拍地价必须控制在每亩300万元以内。最终在土地竞拍中,顺丰集团如愿以低价拍得土地。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昆明市政府部门一名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间,许多房地产项目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大批江浙企业“走上层路线”,很多项目都是“上面压着下面来违规办理”,有业务负责人私下感叹:“仇书记有令,我们不得不办啊。”

除房产项目外,仇和在昆明执行的绿化政策也争议颇多。仇和在沭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大力发展过花卉种植业,沭阳县的新河和颜集镇,都是远近闻名的“花木之乡”。仇和到昆明后,提出昆明要建设“国家园林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随着仇和一声令下,昆明市一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昆明市的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集体上街种树。4年间,昆明市共种下了876万株树,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云南省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王国”,植被丰富,令人惊讶的是,昆明市的绿化树种很多都是从千里之外的沭阳引进的。为何要舍近求远?原来,江苏北方花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华是仇和多年的好朋友,早就把关系打通了。昆明重金购树的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的内幕,北方花卉公司赚得钵满盆满,仇和也从中敛取了大量的不义之财。

培植亲信,搞小圈子,也是仇和的惯用手法。仇和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与下属的关系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而是哥们儿关系,彼此之间称兄道弟,形成了一个“团结紧密”的哥们儿利益集团。仇和到任昆明三个月后,时任宿迁市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谢新松就追随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谢新松以前当过沭阳县检察院的书记员,他从沭阳县县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紧紧跟随仇和13年,并担任过仇和的秘书,是仇和的心腹、爱徒和得力干将。据谢新松讲:“我非常感谢仇和,是他把我一步步提拔起来的。”有人说,仇和去昆明,也带去了左膀右臂,谢新松是“左膀”,刘卫高是“右臂”,一个是得力秘书,一个负责商业开发。在仇和的影响下,谢新松与仇和沆瀣一气,谢新松先后3次收受原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贿赂近600万元,其中主要包括螺蛳湾商贸城的7套商铺,这些商铺,都被谢新松转移到自己私生子的名下。仇和落马后不久,谢新松同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2011年12月,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之职,转任省委副书记。仇和在发表离任昆明市委书记感言时,自我表白:“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毁誉参半的宿迁从政经历,给仇和带来仕途的惊喜。但仍然毁誉参半的昆明从政经历,却未能像他所期待的那样继续惊喜,而成为其仕途的终点站。在被媒体称为“反腐斗士”、92岁的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持续举报下,仇和的腐败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仇和在接受调查后,只是避重就轻地交代了曾接受吃请、收受烟酒和土特产等违纪事实,对自己的主要经济问题闭口不谈。为了打破仇和的幻想,打掉他的侥幸心理,办案人员对仇和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法律、政策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审讯有条不紊,步步深入,使其抗拒心理慢慢崩溃瓦解。最终,在事实和证据面前,仇和抵受不住压力,供认了自己收受贿赂的全部犯罪事实,案件由此取得重大突破。

身陷囹圄、身败名裂

2015年7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仇和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16年8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仇和受贿一案。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仇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仇和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仇和说:“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今天的庭审过程庄重、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关怀。我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绝对服从审判机关的最终判决。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全国及贵州省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60人旁听了庭审。

2016年12月1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仇和受贿案。法院认定: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98万余元。仇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具有索贿情节,应依法惩处。鉴于仇和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对仇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从锐意革新、奋发有为到身陷囹圄、身败名裂,仇和在人生道路上因金钱迷失了方向,最终走向犯罪深渊,自毁前程,教训深刻。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文/王恩海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

 

仇和,近二十年内的明星官员,堪称知名度最高的省部级干部,其在为政期间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以及言谈举止,始终伴随争议,但一路争议一路升迁,最终折戟于云南省委副书记任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认定仇和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仇和以大刀阔斧的改革进入人们视野,虽然争议不断,但从法院最终所确认的案件事实看,其涉案的行为全都发生在云南工作期间,也即其在江苏工作期间并未有贪腐行为。虽然判决书确定了13名行贿人,但只有刘卫高的名字被明确列出,经网络搜索,刘卫高与仇和相识于宿迁,而且刘卫高在宿迁市也有房地产项目,在宿迁当地有“刘半城”之说,其时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期间,刘卫高亦南下昆明,承接了仇和主推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中的新螺蛳湾项目,显然在新螺蛳湾项目中两人有权钱交易。

从刘卫高角度而言,其属于“红顶商人”。从官员角度而言,如何在开拓政绩的同时处理好与商人的关系,显然是所有官员甚至是我们的组织部门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官员要开创政绩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其中不仅要有思路,而且还要有资金支持。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借助商人的巨额资金来实现城市的开发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反腐败的逐步深入,官商勾结的故事一再上演,如何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官员和商人,使得双方各得其所,显然是我们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媒体报道可知,仇和在昆明力推城中村改造,刘卫高深度参与其中,如果双方各守边界,无论是对两人还是对昆明市政建设,对昆明的普通公众都是福音。但从事后报道可知,仇和所力推的城中村改造本身即具有极大的争议性,因补偿等问题,引发了暴力强拆等诸多社会问题。仇和无视现状,仍然力促项目的推进,商人具有逐利的天性,一旦获得权力的护航,则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官员与商人之间,占有主动权的是官员而非商人,只要官员安然无恙,商人基本也会稳如泰山,反之,则会“配合调查”,公司陷入困境由此亦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力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仇和属于“一把手”。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对“一把手”的监督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出现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社会监督太弱的“空档”,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重大决策应该邀请中立第三方参与评估。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基本决策原则,但在落实时存在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难以约束“一把手”意志,一旦“一把手”确定的事情,其他成员即便有不同意见,也难以获得重视。因此,像昆明城中村类似的重大决策,应当邀请中立的第三方参与决策,邀请相关专家参与。为使得决策更加科学,更具有可操作性,所邀请的专家应当持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立场,只有这样,在充分辩论后得出的决策才能经得起考验。

第二,在涉及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重大事项时,应全程透明,全程留痕,将所有程序向社会公众公开。仇和在刚刚就任昆明时,为方便群众,决定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2008年2月16日的《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一时“洛阳纸贵”。显然仇和知道公开的力量,也明白将“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重要性。但在涉及城中村改造这一重大决策时,其却“忘记”了公开的重要性。

第三,鼓励舆论和社会监督。仇和主政宿迁期间,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议。从2003年7月12日至2003年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三次聚焦宿迁,质疑教改医改。法院最终认定仇和的受贿行为与宿迁经历无关,如前所述,主要行贿人刘卫高在宿迁也有大量的房地产项目,或许这与舆论监督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一把手”应该带头执行党纪国法,鼓励同事间的批评与自我评价。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历史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强调这一作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使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明了工作过程中的缺陷,从而有针对性的予以修正,有助于落实民主集中制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

古今中外,权力的诱惑都是很大的,人情世故也都存在,官员在作出决策时,权衡利弊也属人之常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掀起了反腐败高潮,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于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为反腐败定下了总基调。为何仇和在之后仍不收手?除了收受贿赂有惯性外,另外的重要原因可能还在于发现犯罪的成本太高,尤其是针对受贿案件,认定是否存在犯罪行为时,大都依赖于行贿人和受贿人的言辞证据,一旦其中一方拒不承认或者在承认后又否认,就会陷入僵局。同时,在之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都关注被告人被判处的主刑,忽视了附加刑以及对财产的追缴,导致官员抱有“一人入狱,全家享福”的想法。对此,应当重新审视我国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该认识到,受贿罪与贪污罪并不相同,后者属于单纯的财产性犯罪,而前者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危害更大。同时,基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一旦利用其职务收受相对方的不正当利益,即应当构成受贿罪,没有必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同时应该将“财物”的范畴扩大到所有的不正当利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应当重视财产刑和赃款的追缴,只有让官员在贪腐中得不到任何利益,官员才会不愿贪、不敢贪。像本案中仇和被判处没收财产200万元,这200万元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是否与法院认定的受贿数额2433.98万余元有关系,之后是否得到执行,仇和是用什么财产支付这200万元的?相关信息都应当向社会公开。除此之外,法院还判决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仇和的受贿款去向以及所获孳息的数量也都应当向社会公开,以便让社会公众和潜在的犯罪嫌疑人知晓。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鼓励舆论和社会监督,有助于官员的健康成长,也不会让“红顶商人”成为一张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标签。

 

“任性”的背后

文/王超 中国政法大学

 

曾经的仇和,因“仇和新政”而备受关注。但在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持续举报下,最终因城市土建腐败问题而被查处。伴随着一审判决的落定以及仇和的负罪服法,所有关于仇和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

当下,我们所要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个性以及官场生态造就了今天的仇和。

铁腕政治、风格强硬,是仇和的鲜明特性。在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强令全县干部上街打扫卫生;在宿迁任职期间,他坚持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一卖到底;尔后,在云南,“瞌睡门”事件让仇和再一次走向众人瞩目的前台,“铁腕治吏”一时备受关注。仇和强硬的风格,虽然推动了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但背后受损的不仅包括当地民众,也波及治下官员。铁腕之下的个性,是极有可能创造权力任性的条件。仇和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在特定时期,也许啃掉了改革中的硬骨头,但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仇和的落马,印证了上述道理。通过法院判决可以看到,仇和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期间,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当改革与个人的利益相勾连,那么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铁腕政治,其局限性展露无疑。

任性的背后,是权力的肆无忌惮。在缺乏制度约束条件下,官员“任性”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使得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失之监管。在这种背景下,一手遮天的“威风”和因此形成的“政绩”,或许可以一时获得“赞誉”,但它对社会法治和社会和谐造成的伤害终将被人民发现,此类官员的落马也是迟早的事。

除了个性因素之外,仇和的任性、落马与当前的官场生态也密不可分。官场中,政策的贯彻推行,如果仅仅依靠一把手的权威,可能还不够。像仇和这样的明星官员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当地官员乃至利益集团的利益,自然会引发别人的反对。为了让改革进行下去,仇和自然倾向于用自己人。用自己人,就得给好处。别人在关键时刻帮了你,就得给人家回馈,那很可能就涉及非法利益的输送。一旦上下级利益、官商利益捆绑在了一起,那么即使对仇和有所不满,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往往敢怒不敢言,这无形当中纵容了仇和的肆意妄为,助推了权力的任性。

仇和虽然倒了,但是在落马之前,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现行背景下,铁腕确实能立竿见影地做一些事情。铁腕治史似乎也可以扫荡官场拖沓之风,赢得百姓的认可。相较于那些碌碌无为的庸吏,像仇和那样的个性张扬、敢于做事的官员有可取之处,但一旦任性妄为,就像脱缰之马,迟早跑偏。

 如何治理“能吏任性”这种现象,我们又当如何降低它对社会以及民众所造成的损害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是要避免改革与个人利益的勾连。中国的改革是有边界的,即不能逾越制度与法律的底线,改革者不能“任性”和无限扩张自身权力。改革当然要开拓创新、敢闯敢干,但官员并不可以假借“改革”之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凌驾在法律规范之上,使法治成为一句空话。人治前面是陷阱,法治才是最终的出路。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被提到新的高度。将权力关进笼子,权力不得任性,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加强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仇和式”案例的重演。

仇和任性的背后,是个性使然,也有必然。地方官员锐意进取、勇于开拓是好事情,但是只注重结果,忽视程序的规范与公平正义,最终会导致改革走样、民众利益受损。仇和的例子也从侧面说明,寄希望于官员内心的道德觉醒和自我约束,恐怕最终又会走上监督缺失与权力膨胀的老路子。任性的权力、任性的官员在突破法治框架之时,各种心怀鬼胎的“围猎者”就会乘虚而入,利益输送、权力寻租不可避免,这一切终将那些所谓的“能吏”推向犯罪的深渊。


作者: 来源:2017-9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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