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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与“善良教育”

校园欺凌与“善良教育”

在许多国家,校园霸凌问题长期受到社会关注,因其已成为各国教育中的顽疾,我国亦然。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校园霸凌在我国大部分地域范围均有发生,且频次越发密集,近年来更是呈现出低龄化、群体性、网络化的趋势。欺凌手法也层层升级,从简单的暴力殴打到“花式”精神羞辱,各种手段轮番上演,屡屡跌破下限。

鲜花为何流出毒汁?我们不禁自问。

有专家分析,霸凌行为的形成,与孩子个体性格、家庭环境以及整个社会构成息息相关。当前系列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归根结底在于——对孩子们良好的社会性培养上,我们做得太少。其中,“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尤为直接。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家长与老师,都不能“隐身”。

其实,对校园霸凌,我们除了需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外,更主要的是依靠家庭和校园的双向教育,引导孩子向善。这里面有个理念很重要——扶助弱小及有难之人,是我们为人的基本公德。

本刊编辑部

 

噩梦般的凌辱,起于一句吐槽

文/谷莺

 

2016年的大年初二,本是一个全家团圆、温暖祥和的日子,年仅17岁的专科在读学生小婷却遭遇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事情要从一句吐槽开始讲起。小婷和小米原本在同一所职校读书,入学仅仅一年,不爱读书的小米就辍学了。虽然是同学,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好。青春期的女孩在还没有学会理解和沟通之前,已经开始了彼此间的看不顺眼。一次,小婷在和朋友的闲聊中无意说了一句:“小米长得又不好看,小辛怎么会和她在一起!”这句话传到了小米的耳朵里,立刻让她火冒三丈,两人在网上吵了起来。看到小婷既不道歉,也不服软,小米气不打一处来,就在自己的朋友圈放言要教训小婷。新消息发出没多久,小米就收到来自朋友圈的各方点赞。感到有了帮手的小米立刻新建了一个微信群,将点赞过的朋友和小婷都一块儿拉进了群里,之后小米更相约小婷出来解决事情。为了给小婷一点颜色,小米私下要求群里几个相熟的女孩一起过去充当帮手。

2月9日下午,小米、小婷都如约来到微信里说好的地方。出人意料的是现场来的远远不止小米邀约的这几个女孩,十余人的围观者中甚至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反观小婷,却是孤立无援。因此当小婷依然不肯示弱时,小米和她的朋友们就一拥而上,双方互相拉扯、打耳光、脚踢对方,直至小婷再无还手之力,被打倒在地。出了气的小米虽然没有再继续追打小婷,但随其而来的几个“帮手”却渐渐换位为这场欺凌事件中的主角,愈演愈烈。她们持续对小婷进行言语辱骂、推搡打压,而小婷也在长时间的折磨下开始衣衫不整。正在这时,有人看到小婷露出的棉毛衫裤,于是又有围观者讥讽这种“土气”的搭配。不知在谁的起哄下,原本动手打人的几个女孩开始强行扯下小婷的外套外裤,直至露出内衣裤。一旁的两个女孩也随手将这一幕拍入手机,发送至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持续凌虐近两个小时后,早已放弃反抗的小婷在道歉、哭泣中结束了这场噩梦。因此一案,小婷造成脑外伤、软组织挫伤、右踝骨挫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案件经过仔细审查,起意纠集的小米、主要实施剥衣行为的两名女孩以及两名拍摄视频上传的女孩均以强制侮辱罪的共犯被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分别判处五名主要参与者二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三名未成年人分别予以缓刑三年。

 

检察官点评:

这个案件中有这样几点让人深思:一来,校园欺凌案件本身带有典型的青春期烙印。案件中的男孩或者女孩,多数冲动、敏感,急于获得朋辈的认同,在人际交往中表达方式直接且单一。导火索看似是一句微不足道的吐槽,但其反映的是青少年人格养成的缺失,彼此缺乏尊重和理解,一方不懂谨言慎行也不善事后弥补,一方在遇到问题时把发泄和报复作为宣泄情绪的出口。这一点,无论是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都需要反省。二来,这起案件除参与者外,还有一群游离在犯罪边缘的旁观者、起哄者,她们彼此并不熟悉,仅仅为了看个热闹,有的人甚至打车从郊县来到市区。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这些女孩将假期浪费在旁观他人的恶行上,并且乐此不疲?归根结底还是生活空虚,缺乏人生目标,一味寻求刺激脱离了是非底线。这种心态十分危险,她们的行为也与欺凌者没有本质区别。对于这部分未作犯罪处理的未成年人,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科也已通过集中训诫、家长约谈、加强亲职教育等措施,对她们予以释法教育。

此外,一旦遭遇到校园欺凌行为,千万不要像小婷那样选择息事宁人,应该及时向家长、老师反映,如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求助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本案的被害人小婷在案发后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一度出现厌食、脱发、不愿见人、精神不济等心理创伤症状,虽然检察机关委托专业心理机构对其进行阶段性跟踪服务,但这件事情带给小婷的阴影很难一下抹去。案件最后,本性善良的小婷和她的家人接受了欺凌者的道歉,小婷说虽然自己仍然感到很痛苦,但作为同龄人,她还是愿意给她们一次机会,希望小米她们吸取教训、悔过自新。

 

 

为兄弟出气直至“两败俱伤”

文/童画

 

2016年1月,某中学的学生小沈路过学校附近的小卖部时,忽然看到同学秦凡被一群人带进旁边的一条小巷子中。过了一会儿,那一群人鱼贯而出,扬长而去,秦凡则跟在最后踉跄着走出来,衣衫凌乱,上面沾满了灰尘,右手臂被划伤,鲜血已经从厚厚的衣服里面渗透出来。小沈见状吓了一跳,连忙报警。

警方介入后,事情很快被查清,犯罪嫌疑人李龙、卫胡是另一所学校的在校学生,原本与秦凡互不相识,之所以发生冲突还要从他们各自的朋友小何、小刘说起。

小何、小刘也是在校学生,因琐事起了争执,发生冲突,事后两人均不服气,分别找了“帮手”,也就是卫胡和秦凡。秦凡、卫胡二人互加了QQ,建了一个群。卫胡为壮“声势”,还把“自己人”拉进群里,其中就有李龙。卫胡、李龙一帮人和秦凡在群里互相挑衅,约定“打上一架”。

有同学知情后报告了老师,老师与小何、小刘和秦凡长谈了一番。小何与小刘在老师的耐心劝说下,放下心中的芥蒂,握手言和。秦凡和卫胡见小何、小刘之间的矛盾化解了,思量之下放弃了打架的事情。

事情发展到这里,原本一场剑拔弩张的冲突本应该就此消弭于无形。但卫胡与秦凡私下达成了“休战”的决定后,并未同李龙等人说明,因此李龙等人毫不知情,加之秦凡之前在QQ群里挑衅的言语一直令李龙耿耿于怀,这导致之后事情的发生。

事发这一天,李龙、卫胡一行人来到秦凡所在学校附近,碰上了秦凡,李龙便要上前教训秦。仗着人多,李龙等人将秦凡带到附近的弄堂里,逼迫他下跪,但被路人制止。之后一群人又强行将秦凡带至附近的小院子中,没说上几句话就动上了手。李龙抽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向秦凡的手臂和后背连刺了几刀,其余人分别手持棍棒殴打秦凡。秦凡毫无防备也没有反抗的机会和能力,只能任由他们拳打脚踢。卫胡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殴打秦凡,但也未上前制止并在旁围观。

出够了气,李龙一行人扬长而去,留下浑身是伤的秦凡在同学的帮助下报警,秦凡的伤势经鉴定构成轻伤一级。卫胡事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派出所自首,李龙到案后也如实供述了犯罪行为,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检察官点评:

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既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有关,也与法治意识淡薄密切相关,把殴打和伤害视为“小事”,是校园暴力产生的重要原因。许多校园暴力不仅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会为家庭蒙上阴霾,更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预防、遏制、打击校园暴力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机关多方面的努力。学校要从思想道德方面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教育与引导;父母要传授孩子正确的为人处世观念,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从社会大环境上说,净化社会环境,减少含有暴力、犯罪等内容的书刊、影片在青少年中流传也十分必要。作为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职能作用,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众遭辱,女生心理受创

文/韦贵莲

 

2017年1月23日下午两点,本市某区派出所接到一家KTV工作人员报警电话,称在包房内有一名女孩遭到多人围打并受伤,请民警前来处理。

火速赶往案发地点后,民警看到一名女孩的头发被扯得凌乱不堪,头部流着血,脸上被口红画得乱七八糟,嘴唇红肿。她蜷曲着身子蹲在沙发一角,露出惊恐的神情。民警在现场还发现了1名30多岁的女人,10名中学生,其中男生4人,女生6人。随着警方的调查,案件事实渐渐浮出水面。

被害人露露,12岁,本市某中学七年级学生。露露平时学习成绩一般,性格比较外向,由此也结识了校外的一部分人。本次被校外人欺凌,就是与认识的人员较杂有很大关系。

4名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露露不在一个学校读书,她们之间并不熟识,甚至有的连面都没有见过,为何会对露露大打出手呢?事情要从2016年6月份讲起。露露虽然只有12岁,但情感发育较早,一直期待着男神的出现。在此过程中,露露认识了几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子。在周末的时候,几个人有时在一起吃吃饭,看看电影,打打游戏,混得比较熟。

但是,露露的行为无意中惹恼了两个人,就是上海市某中专学生韩宜(17岁)和张金(18岁)。原来,韩宜和张金分别与露露认识的两个男生要好,在她们看来,露露的行为是在抢自己的男朋友。于是她们准备教训她一顿。

“引蛇出洞”需要略施小计。1月22日,韩宜与张金让一个叫亮亮的男生约了露露,第二天到一家KTV唱歌。露露不明就里,爽快答应了。

1月23日12时,韩宜和张金早早来到KTV,定下一个包间,并喊来几个同学一起看热闹。下午一点,露露跟着亮亮来到KTV。露露刚踏进房间,韩宜一边骂着,一边扇了露露一巴掌,张金还用脚踹了露露几下。亮亮带的几个学生对露露也动手打起来。一阵踢打下,露露被打得晕头转向。

这些同学中,有动手打人的,也有看热闹的。张金等人用手机将露露被打的视频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内,甚至还用露露的手机拍下来,发在露露的朋友圈内。

视频招来了本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徐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老公是做生意之人,她平时就在家带带孩子。徐智比较寂寞,喜欢和一些中专生在一起玩,带她们吃饭、唱歌,俨然是一个“大姐大”。

当天下午,徐智在朋友圈内看到露露被侮辱的视频后,问怎么回事。韩宜告诉徐智,“姐,这个贱货曾经骂过你。”徐智的怒火一下被点燃,这时韩宜又发过来一个视频,露露跪在地上求饶,让徐智不要过来。张金也发语音说,露露一听说徐智来就害怕了。

众人的起哄更助长了徐智的气焰,十几分钟后,她赶到现场,看到几个人还在露露的脸上乱画,乱涂,听说露露曾骂过她,气不打一处来,过去扇了露露两个巴掌,随手拿起一个烟灰缸往露露头上扔过去……

据悉,本案涉案人共11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4人,其余7人因未达刑责年龄未被司法机关处理。涉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均将面临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官点评:

这样的案件得以发生让人感到震惊。犯罪嫌疑人均为女性,虽然年龄不大,但是手段却十分恶劣,在公众场所严重侮辱了被害人的人格,给被害人的身心带来很深的伤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该4名犯罪嫌疑人以暴力手段侮辱他人,已经构成强制侮辱罪,本案系聚众和在公众场所发生,因此,应该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检察官建议,家长要切实关爱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给予正确引导;学校要严格纪律,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商业机构如KTV、网吧等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有条件向未成年人开放。

 

 

这篇番外摘自一封读者来信。读完全文,你会发现校园欺凌不仅存在已久,而且对受害者所产生的影响也将难以估量。

 

刻骨铭心的“校园回忆”

文/吴金根  退休教师

 

五十多年前,我家住在江西黎川县中田公社公村大队这个村子里,读书在中田,两地相距十五里,在学校寄宿,星期天回家。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只有十一岁,个子特小。有一次,星期天回家,在家里拿了九元钱。我把钱放在口袋里,回到了学校,晚上睡觉,睡通铺。

第二天上午上学时,校长黄钟达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偷了黄仁忠的钱。我马上摸口袋,自己的钱已经不在我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拿走了。不仅如此,我在他嘴里还成了一个“贼”。

黄仁忠是一个学生,个子高大,年龄有十七八岁,晚上睡觉时讲故事讲的都是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校长黄钟达既不问清情况,更不调查,只是反反复复一句话:“赶快承认,不承认就开除!”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凶。学生黄仁忠也在背后跟我说:“你不承认没有用,黄校长只会听我的,不会听你的,黄校长经常在我家里吃饭。”

校长黄钟达不管我怎样啼哭,不管我怎样申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逼我在会上检讨。我哭哭啼啼地在检讨中念道:“我拿了同学的钱。”校长黄钟达气势汹汹地叫道:“不许说拿,要说偷!”如同斗地主一般。当时还张贴了公告,好像还做了记过处分,并记在了档案里。

事情发生后,我当天下午悄悄磨好了我自己的镰刀(寄宿生每天下午都要砍柴,每人有一把镰刀),准备自杀,结果没有勇气下手。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做噩梦。

这个事情的阴影永远笼罩着我,几十年来,我都生活在这个巨大的伤痛中,郁闷、孤僻,不与人交流,只要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马上就会联想到这个事件,经常产生轻生的念头。在我读师范的时候,有一天,想起这件事心里特别痛苦,悄悄跑到离学校两公里路的一个塔上,想跳塔,结果还是没有勇气。

校园欺凌,历来就有,现在国家正在研究办法打击校园欺凌行为。我想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把上述事件向媒体披露一下,一是倾诉下我的痛苦,更主要的是我想呼吁一下,当校园发生欺凌行为时,作为学校领导应该保护好受欺凌的弱者,而不该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利益去伤害被欺凌者,给对方带来终生的伤痛!另外,我觉得此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希望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校领导应以此为鉴。

 

 

法律能做什么,教育能做什么

文/田相夏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邱纯杰  上海市黄浦区法院刑庭助理审判员

 

 

去年,发生在北京市中关村二小的校园欺凌事件,随着微信、报纸等媒体的刻意报道,一度刷爆了公众朋友圈。围绕着该事件的各方的表现,无疑让人“印象深刻”。在深入分析上述各方在该事件的表现基础上,笔者尝试通过解剖麻雀,分析个案,在此基础上跳出个案,对此类事件做一简单分析,希望对该类型事件的合理解决有所裨益。

 

事件的来龙去脉

2016年12月8日,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在微信朋友圈刷爆眼球。文中称,在11月的某天,自己在北京中关村二小四年级念书的10岁儿子,被同班两名同学欺负,即遭到同学将装厕纸、尿液的垃圾筐扣到孩子头上并嘲笑。遭到同学这般羞辱后,儿子并未及时向老师汇报,而是回家“号啕大哭”,并出现失眠、厌食、易怒、恐惧上学等症状,后被医生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

在儿子遭受羞辱后,这位妈妈向北京中关村二小及区教委反映了事情经过,希望教委能够主持公道。后经查证,两名肇事的孩子承认了上述事实,但其中一名孩子的家长拒绝道歉,认为“就是孩子淘气”;负责处理的老师则将其定性为“就是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并让她放弃“处理惩戒施暴的孩子、让施暴者的家长道歉”等四点诉求。

由于自己的四点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该妈妈奋笔疾书了上述这封信。由于牵扯到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及重点小学,由此刷爆公众眼球。网上各种传言、评议和口水也是纷至沓来。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中关村二小发布了包括“事情的经过”与“学校所做的工作”等内容的《关于“学生受伤害事件”的处理进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舆论的压力。

 

事件的尴尬之处

如今,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和反思此次事件。从眼前看过去的视角而言,根据校方的调查结论,中关村二小事件原本并不复杂,任何一个被卷入的主体如果前期正常表现,也不会演变成一个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事件。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此次事件根据发展过程,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小学学生之间的纠纷阶段,这是原始事实阶段;家长与学校对孩子问题进行处理的阶段,这是纠纷解决阶段;媒体介入继而渲染与发酵引发讨论的关注阶段,这是远离事实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各方其实都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表现。

我们先来看,对中关村事件的定性问题。令人尴尬的是,此次中关村二小事件从开始到结束,居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即此次事件是属于校方所认为的“玩笑”抑或是家长认为的欺凌,最终并无定论。随着各种角力之后,整个事件都消失在群众的视野之中,更何况对于事件的定性。比如,在事件发酵的家长介入阶段,正是由于双方家长对事件定性的差别,才导致事件进一步发酵成公众事件。

校方对校园欺凌事件的“事故化”心理也令人遗憾。校方在此次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并没有做好准备。应该说,事件发生后,学校并不能独善其身。学校首先应该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正是学校对于孩子实施上述行为前关系与行为的失察和及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孩子行为的管理和教育,导致他们能够实施上述恶作剧行为。其次,学校在处理这个事件过程中,一直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态度,对事件的处理消极怠工,“期待”双方能够进行和解,从而“避免”或降低事件对学校的不利影响。事实上,他们的确最后“成功”了,这是真正让人遗憾的事情。

更为可惜的是,法律法规对校园欺凌事件束手无策。可以看到,近几年来,政府对于校园安全或校园暴力特别关注,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预防和制止校园欺凌行为。比如《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解释,教育部也先后出台《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工作规定。上述规定可谓应有尽有,但对校园欺凌的防治也只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并不能很好根治这种危害性不是特别严重但性质又有点特别的欺凌行为。

 

“法律”能做些什么

首先,法律应该明确校园欺凌的定义。在我国关于规制校园欺凌的各种法律文件或者制度设计中,似乎都有意无意地规避校园欺凌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部门内心极度想否认我国存在校园暴力或欺凌事实的存在。按照知行合一的观点,正是这种规避心理导致制度设计或相关规范在具体校园欺凌过程处理中缺乏操作和指引,导致实务部门很难处理。由此,法律应该明确校园欺凌的含义,从而有助于社会公众与学校管理者对校园欺凌的发生形式、不良后果产生较为清晰的认识,帮助教师、家长和社会成员从学生的点滴日常行为中准确辨识出不同类型的校园欺凌,从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予以制止。

其次,应该赋予教师惩戒权。对犯错的未成年学生,是否需要给予惩戒,给他们敲响行为的警钟。这是学校和教师都必然要面对的困境。二十世纪以前,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还不是一个问题。但从清末至今,中小学教师以体罚为主要内容的惩戒权已经被取消、禁止。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不过它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不敢批评、管教学生。个别家长无理取闹,对教师施以人身攻击,影响非常恶劣。即便2009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赋予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很多教师仍不敢批评、管教学生,甚至为了防止“出事”,有些地方的中小学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让学生轻易出教室,以免学生打闹发生“意外”,学校和教师担不了干系。教师应当担负的教育责任被严重弱化,几乎沦为保姆。有鉴于此,教育部门应尝试通过探索学校、教师的惩戒权对象、内容、程序等,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探索将学校丢失已久的“教鞭”重新还给老师,从而对具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早期干预,避免造成更大的恶果,从根源上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

 

“教育”能做些什么

当前,有些地方主管部门为冲淡教育部门和学校责任,淡化校园欺凌现象的严重性,基本用校园安全事故代替,将校园欺凌以“事故化”的方式处理;而教育部门也对此奉行鸵鸟综合征态度,对于校园安全隐患重视程度不够,最终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中关村二小在13日凌晨对新华社记者的回应也证明了他们“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还想游过去”的一贯伎俩。

为了避免校园欺凌事件恶性演化,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等相关部门需要正视校园欺凌事件的存在和日益严峻的校园安全形势,提高全社会对校园安全和师生人身安全的认识,构建保护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系统防护工程,将校园安全问题纳入到综合治理的范畴当中,形成全社会保护青少年成长的合力,化解各类矛盾,消灭校外潜在安全隐患,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为妥善解决和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教育部门、学校等应该联合家长、心理专家、媒体等各方力量,争取社会更大支持和认同,妥善处理校园欺凌事件。这其中,争取媒体的帮助,建立与媒体的沟通协作机制在自媒体时代显得更为关键。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第12条也规定:“要建立学校、家庭、社区(村)、公安、司法、媒体等各方面沟通协作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进一步加强对学生保护工作的正面宣传引导,防止媒体过度渲染报道事件细节,避免学生欺凌和暴力通过网络新媒体扩散演变为网络欺凌。”由此,教育部门应该适时建立与媒体的沟通协作机制。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建立与媒体的沟通协作机制,在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及时向舆论媒体及社会公众还原事故真相,厘清法律关系,落实责任承担以及时回应公众期待,并理性地引导舆论导向,及时遏制偏离事实的媒体报道和舆论造谣,有助于将校园欺凌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教育部门应将社会工作服务引入学校。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传统的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置机制存在着一定瑕疵。传统校园欺凌预防思路依旧没有摆脱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学校、家庭、社会空间结合的藩篱,但并不能从技术精准防控和打击校园欺凌,比如并不能摸准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演变机制、处置机制,对校园欺凌简直就是瞎子摸象、被动应付,造成校园欺凌实务与理论的脱节,并不能很好的规制校园欺凌行为。同时,由于当前中小学现有的学生工作体系不容乐观,中小学教师本身也普遍存在着工作考核指标大、职业认同感不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校园欺凌处理的难度。

学校社会工作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使其在解决日渐复杂化的学生欺凌问题时,更易于为中小学生所接受,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他们会从家庭、社会等病根上去看待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用系统、合作的思路处置校园欺凌以防其产生更严重后果。此外,社会工作注重“助人自助”的工作方法,注重关注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和帮扶,帮助受害者从困境中回归正常生活。

 

“媒体”能做些什么

中小学学生身心都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在遭受校园欺凌后,身心已经遭受创伤。如果再将他们暴露在媒体和公众的火力围剿状态之下,可能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由此,处于校园欺凌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隐私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九部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规定也正是注意到了这一关键细节,在第5条做出规定:“相关人员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学校、家长、公安机关及媒体应保护遭受欺凌和暴力学生以及知情学生的身心安全,严格保护学生隐私,防止泄露有关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信息。特别要防止网络传播等因素导致事态蔓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使受害学生再次受到伤害。”由此,在媒体报道校园欺凌事件中,应该遵守法律规定,恪守职业规则和操守,避免过度报道和渲染对中小学生造成二次伤害。宣传部门、司法机关等主管部门也应该适时跟进、跟踪,对媒体的过度报道进行干预。防止事件真相确认之前,媒体为了“抢头条”而过度甚至歪曲事件真相的报道,不利于事件的合理解决。

(本文系2016年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预防外地来沪青少年犯罪情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全面“围剿”校园霸凌

文/忠东

 

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校园发生震惊全世界的校园枪击案,高中学生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持枪以及爆炸物冲入科伦拜高中,连续枪杀12名学生和一名老师,伤及20余人,最后自杀。事后的调查表明,科伦拜高中的霸凌现象非常普遍,两名杀人者都是霸凌的长期受害者。

 

霸凌,众多校园枪击案的导火索

美国特勤局和教育部的共同调查表明,科伦拜校园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在此之前的37起校园枪击案中,有三分之二的攻击者之前都曾遭遇霸凌、羞辱乃至受伤。“霸凌是科伦拜校园等枪击案最后的导火索,美国校园霸凌的严重性无法再被回避。从一定程度上说,美国的校园文化甚至放纵一定程度的霸凌。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成长的代价,学生表现自己的方式,只是有点不择手段罢了。”心理学家贾娜·朱沃宁称,“在校园里发生的霸凌事件中,老师会出面干涉的仅10%。”  

在科伦拜校园事件中,走上杀人之路的是忍无可忍被霸凌的学生。事实上,霸凌别人的学生犯罪率更高。他们携带枪支到校,参与吸毒、抢劫、斗殴和偷窃等活动。据调查,到24岁时,霸凌的男学生中有60%被定过罪,而没有霸凌也没有被霸凌的男学生比例是23%。总之不管是霸凌者还是被霸凌者,都会背上沉重的包袱。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校竞争愈加激烈,一切以成绩为先,校方更加不在意对学生的管理。另外,在美国校园里,教室之外有大量教师无暇顾及的公共场所,致使霸凌现象愈发突显,并且极有可能重复出现。美国宪法规定民众有持枪的权利,出现学生持枪进校园的现象,以致校园霸凌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电脑的应用和普及也使学校霸凌事件越来越严重,孩子们喜欢玩暴力电脑游戏,缺少社交及社交技能训练。2016年11月2日,由于在学校受到欺侮,而且在社交网络上遭到匿名者的辱骂,美国德克萨斯州15岁女中学生娜塔莉·纳蒂维达德服药自杀。娜塔莉多次向学校说明自己被欺侮的情况,母亲为了保护女儿甚至曾经不让她去上学。娜塔莉还在一个名为“放学后”的社交网络上遭到辱骂,匿名者指责其长得太丑,希望她去死。该社交网络的初衷本来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自己经历的安全平台。由于是匿名,目前无法查清辱骂者的真实身份。

随着对霸凌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它的另一面被更深刻地揭示出来,校园霸凌现象远比普通人想象得要复杂。以前很多人觉得,那些霸凌别人的学生多是失败者,他们无法在学业上胜出,而选择通过霸凌来肯定自己,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相关研究发现,霸凌者很多并非学业上受挫,恰恰相反很多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他们并不焦虑沮丧,也很享受自己的明星地位。这些学生拥有一些反社会的性格,本人缺少同情心,爱冲动,态度叛逆。这些性格让同学和他们会保持一定距离,使其享受到某种征服感,加强了很酷的自我认知。

至于那些被霸凌者,他们往往更敏感,不合群,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因为缺少信得过的同伴,不太善于和成年人交流,得不到同学和老师的支持,让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所以极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据调查,霸凌常常和一些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胖学生是最常见的霸凌对象,85%的超重学生在学校曾被霸凌。不过,因为他们通常块头较大,对他们的霸凌通常限于语言暴力。身体攻击,则更多发生在瘦小的学生身上。除此之外,像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疾人等也很容易遭到霸凌。就算是在这样的群体内部,也会有人因为表现得不像这个群体的人而遭到霸凌。

 

立法行之有效

美国解决校园霸凌,从加强立法入手。1999年佐治亚州第一个通过反霸凌法,到2006年16个州颁布了反霸凌法,2012年这个数字升至49个。在2016年4月蒙大拿州制定反霸凌法后,全国所有州都有了反霸凌法。像马萨诸塞州的相关法律,强制所有学生每年学习反霸凌的课程,与此同时要求校方职工积极主动汇报霸凌现象,以期能及早发现。新泽西州的反霸凌法鼓励学生匿名举报霸凌事件,加强教师的介入度,并且每年向中小学提供100万美元经费反霸凌,2013年底该州相关的霸凌事件相比前一年减少了36%。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州也不断通过立法来加强对学校暴力行为的预防和惩罚,使校园安全成为法律规定的政府目标,明确学校在校园欺凌中的安全教育、管理和防范责任。

综观各州反霸凌法律,首先都降低了霸凌行为认定标准。校园霸凌不但包括动手打人、吐口水、故意推搡、拍裸照等行为,而且也指言语辱骂、口头威胁和在公众场合故意嘲笑他人残障、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等行为。另外,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辱骂、攻击或披露同学隐私,也构成霸凌行为,通常称为网络霸凌。

其次,学校对校园霸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根据联邦政府的规定,学校必须提供举报霸凌事件的渠道;教职员工发现这类行为必须举报;学校对被举报的霸凌事件必须进行调查;学校须对欺负他人者采取积极干预措施,视情况处置,轻者口头警告,重者开除学籍。

第三,强化父母管教子女的责任。一旦发现学生的霸凌行为,学校马上要求该生家长开家长会;当未成年学生因霸凌行为而被送到青少年法院时,父母也要一起进入司法程序;法官在认定孩子霸凌行为与父母吸毒或酗酒等不法行为有关后,可以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移到寄养家庭;如果父母管教不当,法官会要求父母上训导课程,学习如何合法管教子女;倘若子女的霸凌行为造成他人受伤,父母必须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加强对霸凌行为的刑事惩罚。法院对未满18周岁的校园暴力涉案者常以辅导或者警告等方式处置,但是如果施暴者造成严重后果,而且还有前科,即使是未成年人涉案,也可以当做成人刑事案件审理,按成人标准定罪量刑。

第五,严惩霸凌同伙。为了有力遏制暴力犯罪,联邦法律运用犯罪心理学“同伙壮胆”理论,设定“共谋杀人罪”。同伙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也要与杀人者共同承担谋杀罪。这种“共犯连带”原则也适用于霸凌案件,帮凶也与直接欺凌他人者同罪。

为了防患于未然,美国学校把打击校园霸凌活动纳入日常活动之中。一方面,认真评估本校的“校园霸凌”情况,进行定期全面调查,认真收集和分析这类事件的发生频次、地点、时间和学生等,检查家长和学校的处理方式是否有效。另一方面,充分接触家长和学生,让整个社区一起参与,传达出“反校园霸凌”的强烈信号。学校成立“学校安全委员会”,负责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使学校反霸凌工作到位。

根据本州法律和学校自身情况,学校也会出台一整套反对校园霸凌方案,其中包括目标陈述、行为法则、具体规则和报告体系等,形成“校园霸凌,零容忍”的强烈正向氛围,并积极培育“接受、包容和尊敬”的学校文化,张贴海报随时提醒反校园霸凌,通过教职员工会议、全校集会、班级和家长联席会议、学校官方致家长信件、学校官网、学生手册等各种形式来创造安全环境。

此外,在日常的教学和活动中,学校专设体现反校园霸凌的题材和课程,有针对性地培训老师和职员学习和熟悉相关的规则和政策,以便在事情发生时有能力合理正确地介入和处理校园霸凌事件。

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学校会教育学生在遇到校园霸凌时该如何正确应对——1.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并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老师知道了会批评你的”;2.逃离现场,不要让他们得逞;3.跑不了的时候,保护自己,不提倡正面反击;4.告诉老师或者你信任的长者,寻求帮助不是软弱的表现;5.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跟欺负你的人去私隐的地方;6.和信任的伙伴在一起,结伴同行;7.寻找新的朋友。

除了实施反霸凌法律之外,美国官方有专门的反校园霸凌网站,成立各类研究和预防欺凌的机构,很多公益性组织和专家也参与其中,旨在建立一套完善的防控体系。美国近年来也向部分州的学校派驻警察,除了维护学校秩序外,还负责督学工作。根据美国教育部门去年5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发生在12-18岁孩子身上的校园欺凌事件在减少,2014 年大约有22%的学生被欺凌,是2005年开始收集这类数据以来首次显著下降。

 

 

鲜花为何流出毒汁

文/杨旭垠

 

每当校园霸凌新闻被曝光后,人们总是会问:“现在的孩子究竟怎么了?”

 

校园霸凌所特有的心理现象

有专家曾表示,校园霸凌的心理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唯我独尊的心理,抗压力差的脆弱心理,模仿心理,抑郁、多疑、情绪、冲动、自卑、自私等心理障碍,这些判断都很有道理,然而却都有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嫌疑。实际上,校园霸凌作为一种青少年在校园内外发生的倚强凌弱的现象,明显带有团体化、低龄化和去性别化的特征。霸凌,源于音译英文“bully”一词,指恃强欺弱者,霸凌常发生于力量(身体力量、社交力量等)不对称的学生之间,因此该词更多用于描述发生于学生之间的校园霸凌。在日本,有调查显示,从2007年度小学四年级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级的6年间,有87%的学生表示遭受过校园霸凌。在日本广泛运用的社交工具“line”里,最弱、被大家共同欺凌的那个同学叫“小豆子”;好几天不发言的叫做“羔羊”。凡是这些line上的“异端”,都会被其他中小学生群起而攻之。为什么在相对温和的东方国家,在性格顺从的女性群体中,也都普遍存在着霸凌现象呢?因为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服从权威”,它对男女同样有效,有时对女性更甚;且虽然在全人类都存在,但在儒家文化中更加根深蒂固。

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做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命令的天性,在某些情景下,人们会背叛自己一直遵守的道德规范,听从权威人士去伤害无辜的人。二战中,德国纳粹掀起了可怕的反犹太人运动, 近600 万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到纳粹党徒的折磨和屠杀。中国人可能对日本军队的惨无人道更加记忆犹新,南京大屠杀、731部队……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人类暴行史。而在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中, 许多刽子手却辩称, 他们对那些人的死亡不应当负责任, 因为他们只是“简单地执行上级命令”。

在施行霸凌的学生中,一般总有一个属于“精神领袖”的人物,他或她,会号召起一批学生围绕在其周围,群体性无意识地掀起对正统教育秩序的叛逆。如果说青少年的骚动只是造成校园霸凌的心理背景因素之一的话,人本性中的这种服从权威的本性在成年人中也始终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屠杀、恐怖主义都是例证。

 

“心病”还需“法药”治

我们必须清楚,教育不是万能的。在片面倡导“快乐教育”的当下,失去必要惩戒功能后的校园,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那种人人知书达理的好现象,反而因为没有了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些原先收敛的恶行便都敢于公开表现出来。这些校园病毒又相互感染,使得原本健康的文化肌体上开始出现溃烂。但即便如此,学校能采用的却仅仅是说服教育,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开除学籍”的惩戒手段。这种说服教育和残酷的现实相比,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事实证明,当服从权威的社会心理被运用到不恰当的场合,造成负面的效果,只有运用社会规范,也就是带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手段予以处置,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因为如果仅仅采取“人性化”的教育手段,其强度恰恰无法对抗“服从权威”这种心理本性。

在美国,近几年恰恰抓住了“服从权威”这一心理特点,重点打击校园霸凌的群体性犯罪,所有参与者都要“连坐”判重罪。美国法律甚至规定,围观也是犯罪,不会因为你是从犯而降低量刑,相反,伙同参与霸凌的行为也会面临与主犯同样的重罪。正是这样的一条法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让霸凌犯罪减少。并且,一旦学校发现霸凌事件,学生不仅要面临坐牢、开除学籍等处罚,还要缴纳天文数字的保释金。

 英国不仅制定了专门针对校园霸凌的政策法规,从2005年起,英国每年的11月会举行反霸凌周活动,集中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并同时强调教育工作者在关注青少年学生成长上的法律责任。近年来,英国教育当局高度重视老师在管理学生行为上的地位和作用,拨付专项经费用于教师培训,帮助教师掌握识别校园霸凌和进行早期干预和行为矫正的方法。

韩国教育部针对越来越严重的中小学校园霸凌,决定向一些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警卫服务”,让其免受校园霸凌。除了警察之外,还动员民间保安公司的保安、体育馆协会等人员来承担警卫工作。只要学生向学校或教育厅提出身边保护申请,政府就会安排“警卫”到学校或特定地点保护学生。

 

 

 

破解之道在体系

文/黄磊

 

 

从轮番扇耳光到聚众殴打至脾脏破裂,从扒光衣服到逼迫喝尿羞辱,频发的校园欺凌案引发了热议。随之而来的应对之策也多种多样,有建议立法给学校惩戒权的,也有提议将行政拘留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的,人们在寻找破解校园欺凌的答案。

 

教养理念已异变

教养子女、树立家风是儒家“齐家”的重要内容。就教育方面来说,父母拥有着绝对的权威。科举制、古代株连制度、地方宗室声名影响等又督促家庭强化对子女学业、家风的管教。当前,教育体系的知识面拓展及体系教学,弱化了家庭教育的权威及责任,而社会分层的剧变、劳务输出的状况让不少家庭教育以隔代教育为主,正统的家庭教育已然呈现缺位状况。

与此同时,无论是义务教育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无一不强化了校方的责任,以往的家庭惩戒权让渡却没有走向法治化轨道,最多也只有家长的言语嘱咐,毫无保障效应,一旦发生事故,民间舆论往往让校方在惩戒方面噤若寒蝉。在媒体的急速传播下,一些不良教师的虐童案例放大了家长的焦虑及对抗心态,偶发的猝死、受伤案例则让学校在体育教学、外出活动中畏首畏尾。换而言之,出于规避责任,加之法定“惩戒权”的缺失,校方往往在德育、体育上投鼠忌器,缩减为“智育”的工具。

另外一方面,社会竞争的加剧,种种压力通过成人化的预期分析、比较打击等方式传导到了每一个孩子内心,“成为大草原上的狮子还是成为大草原上的羚羊?”成了孩子们面前的单选题,“丛林法则”成为教育竞争的规则。当理性的竞争秩序不能保持时,当相应的心理疏导工作不能跟进时,脆弱的学生心理就容易另辟蹊径去寻找宣泄口,在宣泄中寻找到凌驾以及自我认可的快感。

当下自媒体传播的便捷,让问题孩子们通过宣泄来自我实现、凌驾快感的变异心理更加膨胀,除掉原本的暴力、欺凌因素,欺凌者往往还通过秒拍、微博、朋友圈等途径在线直播其欺凌的行径,将受害者的形象也全程直播,进而论证出自己的强大,寻找更广泛的认可和凌驾快感。但也正是这种新的因子,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诱发其他校园产生模仿效应,也扩大了校园欺凌对社会的戕害恶果。这种欺凌的异变显然要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

 

破解之道在体系

从教育体系而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成人后的自我提升贯穿人的终身,而构建一个人的品质基础则集中在前两个阶段,忽略掉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人材不期坏而自坏”。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或者说是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下,国家监护权的建立问题。当前我国已立法授权法院在七种情形下可以剥夺监护权,但我国配套的监护人监护资质评估、儿童福利制度依旧薄弱,这是教育体系必须完善的关键环节之一。

第二环节则是需从立法或修法角度授予学校惩戒权,并对惩戒权的实施予以规范化。一方面,需构建惩戒权的授予规则,涵括惩戒权的内容细化、惩戒权的适用规则、惩戒权的程序及救济途径;第二则需厘清惩戒权与体罚、虐待学生的界限,将适当、合法的惩戒权列入法定免责事由,同时防止惩戒权滥用造成对学生的伤害;其三则是告知并让家长授权确认,一则名正言顺的实现惩戒权让渡,另外则是减少学校惩戒权合法使用的阻力。

作为配套,校园欺凌的发现和疏解机制不可或缺。发现机制可构建在校方已有的基础之上,如少先队组织、共青团组织,由学校专人及各班轮值学生负责报告。疏解机制需由校方建立专门的心理疏导小组,负责对欺凌情况的调查,对欺凌方及被欺凌方进行心理干预,对双方家长进行通报,视欺凌的程度及情况向校方汇报并提出相应的惩戒建议。

不仅如此,教育系统应在保护当事人个人隐私权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欺凌档案,对于多次因为欺凌同学而被劝退的学生,应由所在校派专门老师加强思想沟通及交流,督促监护人积极履职,在校期间密切关注并防止欺凌行为的再次发生。

只有当欺凌行为违法并符合法定追责的条件时,方可将其纳入刑责轨道。为了保护其不被成年罪犯污染,未成年人、未成年犯需单独羁押并配备专业且能够授予其生活、工作技能的管教民警,后期的社区矫正、就业扶助等工作也应配套跟进,从而实现管制及回归的完美对接。


作者: 来源:2017-12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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