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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任性不得

“网红”任性不得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直播在境内外透过各种途径,直白而鲜活地将各种影像直陈于世人面前。由于它们大多没有经过专业部门的编辑和删选,在发布的第一时间,便通过网络任性地呈现于世人面前;这背后的助力不单是受众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作为幕后推手的网络经济。

一方面,大量鲜活的网络直播视频拉低了准入门槛,满足了人们猎奇和各种讯息的收看需求,表象上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没有底线的直播视频也造成了各类社会治安隐患,成为了各类犯罪的栖息地。

本刊就目前国内网红经济的资本逻辑透视、视频直播涉及的案件情况以及国际社会对相关视频直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三维度扫描。期待网络直播这一媒介双刃剑,能在行业自律和严守《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共建和谐美好的法治社会,助推经济良性发展添砖加瓦。

本刊编辑部

 

“网红”经济的资本逻辑

文/黄伟

 

2016年9月,一篇题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中的中国农村》的文章席卷了社交网络。作者以悲愤同情的口吻,揭秘了“快手”这个中国第一大短视频APP里陈列的各类网络红人为博取眼球拍摄的自虐和猎奇视频,深切关注着这种荒诞、低俗的视频文化背后折射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精神现状。农村社会的文化状态和城市化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经济结界,这些庞大的话题我们按下不表。这篇文章里,我们试图剖析的,是这种网红经济魔幻乱象背后的商业逻辑,以及这条逻辑下网红经济乱象治理的前景展望。作为当下互联网热潮的一个缩影,网红经济的文化特征映射着风险资本的经济诉求,而疏解网红经济的种种乱象,恐怕也要从资本的内在逻辑着手。

 

互联网投资狂潮与“网红”经济的兴起

2016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和互联网投资摧枯拉朽、气吞山河的一年。腾讯跃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传统企业成为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蚂蚁金服B轮融资后估值高达600亿美元,直追百度;滴滴和Uber合并,公司估值预计达到350亿美元……互联网“独角兽”们的出现,让资本为之疯狂。这一个个互联网神话的背后,是资本的推波助澜。可以说,资本,特别是风险投资资本在这场互联网的盛宴中发挥了供血和造血的重要作用。

国内风投对互联网的趋之若鹜实际上是近几年才突然爆发的,各种“比特”“互联网+”“O2O”之类新鲜的概念也大多是过去三五年里时髦起来的。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国内风险投资的基本发展历程。有别于国际风投机构的早早成熟,国内风投是2000年左右才逐渐在经济领域中活跃起来的。彼时互联网的概念尚未进入本土风投资本的视野,早期的网易、搜狐等品牌也主要依赖的是外资的扶持。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国内经济再次腾飞,本土风投机构大多在实体经济里勤恳地淘金,例如新能源和食品制造等。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之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迅速下了台阶。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风投开始逐渐转向互联网,而趋势性、大规模的转向则是直到2013年以后才形成。2009-2011年,在当时的本土VC-PE热衷,已经有一些社交互联网公司成为资本宠儿。2013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投资热真正开始爆发。

这个热潮的巅峰是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标志是出现了潮水般的对互联网非上市公司、非盈利公司的投资。大量的80后、90后创业者,有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获得天使投资多达数百万的“A轮投资”。但是,随着2015年下半年股灾的爆发,全社会虚胀的浮财也幻灭了一大块,整个互联网的创投市场也跟着步入了寒冬。在资本热情有所冷却的2016年,国内风投出现了明显的急躁化、加速争抢热点的趋势。因为2015年年末的打击后,市场可投的热点所剩不多,资本纷纷涌向了少数几个优质概念。2016年上半年风靡的“直播”和2016年下半年的“共享单车”概念就是为数不多的热点之一。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多以来网络直播、短视频等等新经济、新职业的兴起。仿佛一夜之间,整个社交网络里都在谈论着Papi酱、罗振宇这些“网红”和他们背后的网红经济。

 

从企业利润到平台流量,估值逻辑的嬗变

2008年风卷残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国内风投资本投资转向的分水岭。从实体行业到互联网,对于资本来说,这不仅仅是投资领域上的一个转变,它更代表着整个投资逻辑的跃迁。

在以实体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的时代,中国的风投资本遵循的准则,是投资对象首先要是盈利企业。一个企业之所以获得风险资本的青睐,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已经向投资者展现出了强大的营收和创造利润的能力,风险资本此时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贷款和固定收益投资的角色。一般企业估值倍数按照年净利润的6-10倍计算,投资人认购投资前20%-33%左右的估值,给企业注资,同时获得大约16%-25%投资后的股份,同时往往还有对赌协议,如果三年后企业无法上市还需要按照利息复利计算回购股份。这种模式,需要企业家对自己的企业增长非常有把握,所以愿意以这种代价非常高的方式融资,实现增长。

到了互联网投资时代,前面这个逻辑就不成立了。我们都知道互联网企业的一大特征就是,初期很难盈利,通过积累流量、做大做强并获得网络优势之后,才能利用规模优势将流量变现。所以在这里,未来的成长预期比当下的利润规模重要,流量比物理产品重要。这段时间里,风投已经不再考虑企业的盈利能力,甚至是否有成型的产品,只要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估值在不断上调,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融资,前面的投资者便能拿着后面投资者的融资全身而退。这正是一个“摇尾巴狗”式(the tail wagging the dog)的商业游戏,或者说是本末倒置。

那么,在互联网投资中,风投如何评估一个企业或者产品的价值呢?以“Papi酱”为例,2016年,堪称网红第一人的Papi酱,完成了网红界第一次公开商业价值的变现。4月21日,Papi酱的视频贴片广告招标会召开,拍卖会开始10分钟,2号竞拍者丽人丽妆以2200万元的价格夺得标王。不久前的2016年3月19日,Papi酱出让股权12%,获真格基金、罗辑思维、光源资本和星图资本1200万元天使轮融资,估值1.2亿人民币左右。此后罗辑思维的领袖人物罗振宇策划拍卖Papi酱首次广告,3月28日,Papi酱广告资源招标沟通会举行,8000元的沟通会门票让其备受质疑。

为什么Papi酱能获得市场如此高的估值呢?换句话说投资者付出了巨额的资金是在购买什么呢?实际上,并不是Papi酱做出了市价上千万的产品,或者已经锁定了多少营收利润,而是她的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在未来可能贡献出巨大的购买力,正是这种“未来预期”让资本觉得现在的估值仍然是便宜的。简单说,网红的价值在于他们对粉丝的影响力有多广、多深,这种广度和深度直观地体现在“流量”上,常见的指标,比如阅读人数、转发次数、点赞数、观看次数、粉丝数、订阅量、平均在线人数等等。

正是基于这样的估值逻辑,我们也看到各类互联网产业,正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吸引流量和锁定粉丝上,而对于当下的商业模式是否能获得营收、赚取利润却多少有点不太在意,“美团外卖”“滴滴打车”这些平台都在不计成本地向用户输送着红包和优惠,以提升“用户粘性”。以网络直播为例,由于流量在估值中几乎是最为重要的标准,通过“造假”虚增平台和主播的流量几乎成了网络直播最主要的竞争手段。比如,主播买粉丝和直播平台友情赠送就是目前非常主流的制造人气、吸引用户的流量造假方式。另一方面,网络直播平台出于流量和佣金考虑,不但放纵这些欺诈行为,还很大程度上帮助主播刷单、刷榜。同时,由于平台本身很难有稳定的营收和现金流,它们往往也无力抽出资源和资金来规范平台上的交易行为。

 

“流量导向”下网络直播的乱象和规范

前面剖析的这种互联网产业的“流量导向”的估值逻辑,深刻地塑造了包括网红经济在内的各类互联网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和交易风格。我们还是以网络直播为例来看,作为当前网红经济最为火爆的风口之一,网络直播方兴未艾却已乱象丛生。

正如我们在前言里提及的《残酷底层物语》这篇文章所描绘的那样,网络直播中充斥着直播飙车、吃灯泡、猎杀野生动物、裸露肢体进行性挑逗等等诸多乱象。有的仅仅是公序良俗意义上的低俗野蛮,而有的则已经越过了法律的底线。2016年12月30日,安徽省灵璧县一名女子为吸引粉丝,在澡堂用手机直播洗澡镜头,一些女性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曝光。最终该女主播被警方拘留四日处罚。

这些乱象,固然有人性猎奇、虚荣的文化心理因素作祟,但不得不说,资本对互联网行业的估值逻辑才是直播行业业态的真正塑造者。一个看重平台流量而不是盈利能力的行业,企业不需要致力于做出真正好的作品去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不需要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和审美培养负责,而只需要通过眼花缭乱的奇言怪行去博取消费者转发、点赞、观看、刷礼物,甚至不惜满足部分人对违法犯罪的猎奇需求铤而走险。

一个乱象丛生的行业是很难长治久安地发展下去的。“网红”经济,特别是网络直播目前正处在一个野蛮生长、缺乏规范的时代,一如前几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当看到,“网红”经济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居民消费的推动有着重要的价值,但这种价值需要以“网红”经济自身的规范为基础。

那么,“网红”经济应当如何规范?

聚焦到网络直播领域,我们还是从“堵”和“疏”两个方面去思考。“堵”的方面来说,我们的官方监管已经在行动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网络直播进行精细化管理的意见不绝于耳。例如,有互联网领域的专家提出,对直播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建立互联网直播发布者信用等分级管理体系,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对纳入黑名单的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禁止重新注册账号等等。“疏”的方面则在于,我们需要从风险投资机构对互联网经济的投资这一端着手。如前文分析的,正是风投资本对互联网经济的“流量导向”的估值逻辑催生了“网红”经济的种种乱象。这种估值逻辑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行业本身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风投机构自身投资理念的不成熟和短视性。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将目光转移到成熟投资者的培养和资本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上呢?例如,如果创业板的上市和股票流转更有效率的话,那么早期投资者便可能不再孤注一掷地寄希望于通过后一轮融资实现退出,对于概念和估值的炒作、追捧也便不再那么强烈,而是真正站在做好一个企业的立场去做投资。

 

 

网红野蛮生长乱象

文/柏立席

 

2016年12月1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之为网络直播“最严规定”明确指出,“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该法规的出台,预示着网络直播再也不能任性了!

 

来势凶猛,乱象频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第39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3.69亿,占网民总量的49.8%。其中,演唱会直播、真人秀场直播、游戏直播、体育直播等四大直播类型的用户使用率为15.3%-20.7%不等。2016年网络直播市场中,月活跃直播用户高达1.3亿户,用户总数较2016年6月增长1938万,增长势头强劲。华创证券预计,至2020年中国的直播市场规模将达1060亿。

网络直播是新生事物,制定法律管理网络直播有一个滞后过程。作为当前最为火爆的风口产业之一,网络直播方兴未艾却又乱象频出。直播飙车、吃灯泡、猎杀野生动物、裸露肢体进行性挑逗、爆粗口情绪宣泄……在网络直播呈现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种种乱象。

 

直播造假

“造假”已成为直播业公开的秘密。据业内人士透露,数据造假主要有三种方式:包括主播买粉丝、直播平台友情赠送以及直播内容作假。

主播花钱买粉丝是目前直播平台数据造假存在的一大现象,为了突出自己,不少主播在某购物网站购买大量粉丝来增加观看人数。据笔者了解,主播花10块钱就可以买1000个粉丝,客户想要刷多少粉丝,网上的店家都能帮你办到。

内容作假的例子也举不胜举。2016年11月底,一段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引发广泛关注。为增加效果往孩子脸上抹泥——在某网络平台上,至少有三名主播通过直播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某农村做“慈善”的方式,吸引粉丝关注,让粉丝送礼物,并通过圈粉进行广告营销。这些直播的播放量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主播每天收到的礼物价值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制造“伪慈善”“假慈善”来吸引粉丝送礼物,已涉嫌诈骗。对此,成都市义工联合会理事长苏世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伪慈善”行为是对公众的欺骗和对爱心的肆意践踏,极有可能造成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对“真公益”的误读,破坏公益的土壤,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

 

发布低俗信息,危害社会

2016年初,斗鱼TV户外直播频道,主播“放纵不羁123”在名为“直播造娃娃”的房间内直播不雅行为,该直播的关注度迅速破千。事发后,斗鱼TV将该直播封停,并向警方报案。

2016年11月,上海一知名网络直播平台主播石某某,在直播自己驾车时,竟将自己与车上两名女性乘客准备“性交易”“讨价还价”的过程向众多网友播出。事后,经警方查明,整个直播过程是石某某等人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内容演的一出戏,但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之后石某某被平台解约、被列入上海网络主播黑名单。针对这一明显违反社会公德、对网络造成不良影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上海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5日行政拘留。

2016年3月,某手机直播平台的热门女主播“雪梨枪”录制的淫秽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中有四人聚众淫乱的表演。2016年11月23日,当地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该女主播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

直播吸毒,涉嫌违法

2016年10月25日晚,一知名平台主播黄某,竟面向30万观众两次做出吸毒的动作。事发后,上海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将在上海的涉事网络主播黄某控制。警方对黄某进行尿检证明,他并非吸毒人员。黄某交代,他只是做出了模仿吸毒的动作。尽管黄某并没有吸毒,但因其在网络直播中连续做出模仿吸毒的动作,带来不良社会影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公共秩序,上海警方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天,并对黄某的账号封停。

据法律界人士介绍,尽管黄某直播过程是在“装违法”,但这样的行为本身也是违法:“这种面向公众公开进行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带来不良社会影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直播危险驾驶遇车祸

为吸引眼球获利,主播危险驾驶酿惨祸。2016年12月31日,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镇坪路口,斗鱼主播邓某驾驶跑车飙车,突然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出租车相撞,该过程也被全程直播。据了解,事故致5人受伤,其中出租车司机和车上乘客伤情最重,被送往医院抢救。事发后,肇事者邓某被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罪行政拘留。有网友称,在直播过程中,邓某为吸引观众眼球,才与另一辆飙车,最终酿成惨剧。

 

引发行业不正当竞争

为了推高流量、吸引粉丝,有些网络主播花样百出,不惜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个别网络直播平台为了赚取流量和佣金,不但放纵这种行为,甚至为争抢粉丝量高的当红主播而爆发“挖角大战”,引发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和整体混乱。

目前来看,网络直播平台主要存在两类违规情形:一是秀场直播提供含有宣扬淫秽、色情、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网络表演;二是游戏直播平台提供含有赌博、暴力、教唆犯罪内容的游戏内容展示。除此之外,还滋生出刷单、刷榜等行业乱象。天价打赏乱象也引发各界关注。近日,上海一名13岁女孩偷用其母亲手机给网络主播打赏,两个月花掉了家里25万元存款……

 

 

直播时代,公民权益如何保护

文/柏立席

 

网络直播平台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迅速壮大,其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借助网络也会产生放大效应。网络直播对公民权益保护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网络直播不同于网络发帖和电视节目,后者可以通过内容审查来实现有效的内容监管。但网络直播是即时性的,只有内容播出来以后才能发现,因此,对其监管就更加复杂和困难。”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表示,“要应对互联网侵权行为,需把预防工作做到位。应重点监管侵犯人格权的行为,针对网络直播的特点,必须实施全程、实时、动态的监管。”

“直播行为具有即时性,一旦行为发生,迅速传达至受众,便无法挽回。特别是当某些主播从事淫秽表演、发表反动言论、鼓吹暴力或者从事其他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时,若不能事前防范,将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建议,对于网络直播的监管,需要结合业务模式、技术特点制定有效的措施,不仅包括实行主播实名制、黑名单制,还需要对主播建立一定的准入门槛,通过比较严格的法律法规培训,方可进入网络直播行业。对于平台而言,不仅需要针对主播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更需要通过技术、人工等方式实时监督主播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四川“伪慈善”事件中,主播显然向“围观群众”隐瞒了其“假慈善、真圈粉,伪捐款、实敛财”的真实目的,诱导大量网友关注的同时也通过“刷礼物”“购买虚拟货币”等手段敛财。依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规定,应承担欺诈的法律责任。此外,据《刑法》第266条、《慈善法》第107条的规定,如果网红主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加强行业自律,实名制、黑名单、分级制呼之欲出

在一系列“伪慈善”事件中,有关部门发现,网络主播的账号被冻结后,往往很快又发布了新账号,继续吸引“粉丝”关注。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主播实名制登记和“黑名单”制度能够严格执行,那些劣迹主播将不再有生存土壤。中国智能多媒体终端技术联盟秘书长、互联网专家包冉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直播的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如不出台清晰的管理规范,行业很容易变得混乱不堪。“实名制+黑名单”可行,网络直播不能再任性。

“‘黑名单’在网络直播行业意义重大。很多网络平台为了商业利益,不惜突破法律底线留住能够获利的主播,即便明知其是‘问题主播’,平台担心主播‘跳槽’,也不敢轻易得罪。”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黑名单”制度建立后,对纳入“黑名单”的主播将“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并向省级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这样一来,“黑名单”主播将不能肆意“用脚投票”来要挟平台,也就让法治与诚信重回直播市场。

在由多家业界研究机构近日联合举办的“数字论坛——直播行业监管风暴专家研讨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卫提出施行直播“实名制”。他认为,落实主体责任和黑名单制度都是实现“实名制”的重要手段。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丹林认为,直播行业应建立内容分级制度。比如,直播间可根据播出内容种类和表现尺度、语言状况确立级别,对于不同级别直播,具体监管措施应有不同。

笔者注意到,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提出要建立“信用等级制度”。《规定》明确要求,对直播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建立互联网直播发布者信用分级管理体系,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对纳入黑名单的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禁止重新注册账号。近期,主播“黑名单”制度已随着《规定》出台逐步建立。

“《规定》要求网络主播享受的管理和服务与自身信用等级直接挂钩。主播权限不是和关注度挂钩,而是和信用记录挂钩,这就意味着商业利益将与信用挂钩,诚信将重回网络直播市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这是新规最大的创新之处。

 

专项整治、加强立法,对直播野蛮生长说“不”

由于竞争过于激烈、平台运营成本过高等因素,一些网络直播平台开始游走在灰色地带,采取“擦边球”策略,利用涉黄、涉赌、涉暴甚至涉毒等内容吸引用户,并催生出一批靠低俗内容起家的“网红”群体,滋生出行业各种乱象。这些都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待网络直播这样的新生事物,要做到制度先行、规则完善、监管有力,促进其健康发展。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国已开展网络直播平台专项整治工作。

“政策能否发挥实效,关键要看落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表示,直播不能“向钱而生”,要遵循社会公德,传播积极、健康、主流的内容。直播经济发展极快,相关部门应根据最新情况制定政策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规范,让直播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近日,笔者从公安部网站获悉,为切实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安全管理,依法打击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实施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召开网络直播平台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网络直播平台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期间,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全面检查网络直播平台安全管理制度措施落实情况,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

工作中,重点整治三类网络直播平台:一是群众举报、网络曝光或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二是涉嫌存在色情表演、聚众赌博以及其他违法行为的;三是企业自身管理秩序混乱、安全管理制度措施不落实的。公安机关表示:对利用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散布淫秽色情、暴力、恐怖、教唆犯罪等违法信息,或组织色情表演、聚众进行赌博、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坚决依法打击,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2017年3月28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做出部署,从3月至11月,开展“净网2017”专项行动,聚焦网络直播平台、“两微一端”、弹窗广告及网络文学作品等四个领域,严打制售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并督促网络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其中,把整治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列为首要对象。对问题严重或无证经营的网络直播平台,坚决关停网站并下架APP。

2017年4月10日,安徽省泗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周楚接受笔者采访时直言:网络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文化也不能任由“毒草”侵害,要从规范网络文化,促进网络管理法制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治理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市场的参与者,必须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合法参与、有序经营,这一点毋庸置疑。

 

 

执法直播,传播a正能量

提起“网红”可能更多的评判是负面甚至贬义。而此时,全国范围内的交警执法直播可以说让广大网友眼前一亮。执法直播其实是顺应网民需求,大部分网友更愿意看到这种阳光的形象、更愿意听到这种正能量的声音。让执法交警成为“网红”,为网络直播带来的是一股清流,能把正确的价值观、应遵循的法律规范以及实用的常识传递给网民。

从2016年8月9日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组织多地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官方微博、直播平台等渠道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国交警直播月”活动,直播交警一线执法现场。

2016年8月16日,湖北高速交警以“暑运期间的重点违法行为整治”为主题开展了首次执法直播,吸引了15.9万网友观看,18.3万点赞。

2016年8月30日,安徽合肥交警在6个网络平台直播夜查酒驾行动,吸引150余万网友观看,并收到30多万个点赞。

2017年4月,笔者参与了安徽省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进行的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直播活动。在直播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交警执法的全过程,也能够听到民警与受检查车主们的对话。

在执法前沿开展视频直播,形成强大执法直播矩阵,并与网友实时互动,几个小时直播,共有超过5万人在线观看,收到3万人次网友点赞。

采访中,该县交警大队长陈保护对笔者说:“网络直播就是让民警在‘阳光下执法’。它既能让广大网民对交警执法进行监督,也将交管工作的种种不易展现在公众眼前,其过程也是一个普法过程。人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那些不文明、危险和违法的行为是如何接受惩处的。既可以让旁观者接受一次普法教育,同时还可以倾听网友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和交警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使之成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听民声、察民意、解民忧的重要渠道。”

这是用网络直播作为推进交警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的一种创新尝试,把民警的执法过程直接展现在镜头下面。要适应这样一种网络舆论生态,这就极大地推动了民警自觉下工夫提高执法水平,以主动的姿态积极树立文明规范执法形象。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数的不断增长,道路交通安全的形势也更加严峻。交警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的普法教育可能是一对一的,查处一起、教育一起,而执法直播直接吸引网友“围观”,现场生动地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同时向几十万人讲解了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处罚标准以及安全行车常识,极大地扩充了普法教育的覆盖面。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全国交警直播月”活动,既能让网民获得交通安全法律常识和安全出行知识,形成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也可以有效震慑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更可以大大促进基层一线交通民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提升交警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将交警执法全过程通过直播平台呈现出来,有何积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认为:第一,能起到促进交警执法规范化的效果;第二,能起到有效震慑交通违法行为的效果;第三,能起到最大限度普法的效果;第四,对整个执法行为起到固化和留痕的效果。王敬波认为,在很多执法领域都可以推广这种直播形式,尤其是在城管执法、环境执法等容易和执法对象产生纠纷的领域。当然也要考虑直播的行政成本,回应社会关切,聚焦重点问题,实现直播效果最优化。

 

 

国外网络直播监管掠影

文/魏宏岩

 

 

网络直播如同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随之而来的网红经济与之彼此助力;另一面是网红经济引擎背后的利益诱惑,将眼球经济遁入犯罪魔道。事实上,网络直播不断炮制着当今各国舆论的风暴眼,而背后法律的身影也常常伴随左右,让我们得以管窥各地的监管之道。

 

2017年4月,对于网络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来说,可能是“水逆”的一个月。这个月中,北美和亚洲两起通过Facebook的直播功能(Facebooklive)直播的恶性刑事案件,被冠以“杀人直播”,将Facebook推上了舆论的风暴眼。

风暴眼:杀人直播

2017年4月16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37岁的史蒂夫·斯蒂芬斯因为与前女友之间的矛盾,随机射杀了七旬老人罗伯特·歌德温,并在Facebook上直播,随后逃跑。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全美一片哗然。警方之后展开全国搜捕,4月18日确认斯蒂芬斯在宾夕法尼亚州自杀。斯蒂芬斯在Facebook上说,自己随机杀人的原因是和前女友分手,“失去了一切”。根据Facebook 后来披露的数据,斯蒂芬斯杀人的视频上周日在Facebook 上流传了两个多小时,随后才被删除。

2017年4月25日,泰国布吉岛,21岁的武迪桑·翁塔里与女友吵架后,将11个月大的女儿吊死,之后再上吊自杀,整个过程通过Facebook直播。24小时之后,视频才被删除,此时点击量已经超过30万人次。该视频同时也被上传至YouTube网站,虽然在BBC报道后,YouTube立即移除了该视频,但在短短的15分钟内,该视频已经被播放了超过2000次。

短短10天时间里,两起恶性刑事案件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迅速通过互联网传遍全球,也让网络直播的监管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发现,各视频平台在2016年间至少放出了40部包含严重不良信息的直播内容,涉及敏感事件、暴力活动或犯罪行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Facebook目前月活用户已经达到1.9亿,但其全面开放直播功能的时间并不长。2016年4月7日,Facebook新增直播功能(Facebook live),向所有用户开放,并增设发送邀请功能,直播者可针对个别用户或组群进行直播。但一年多来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暴力、自杀等事件已经多次让Facebook处于风口浪尖。

2017年1月22日,瑞典警方接到报案,称瑞典中部乌普萨拉市某公寓发生一起“轮奸事件”,几名嫌疑人在侵犯受害者的同时,还将整个过程在Facebook的一个群组内进行视频直播。视频显示,一名嫌疑者压在受害人身上、强行撕扯掉她的衣服。在直播临近结束时,三名嫌疑人还对着镜头得意洋洋地说:“你被强奸了……3对1。”观看视频的网民反映,当时受害人已经几近失去意识。1月23日上午,发布“轮奸视频”的几名嫌疑人很快进行了第二场直播。这次直播中,女受害人对镜头表示,自己并未遭到强奸。就在这段直播进行当中,警方已经抵达事发现场关闭了直播设备并逮捕涉案人员,终止了这场罪恶的直播活动。这起犯罪嫌疑者均为90后的“直播轮奸”事件震惊了瑞典,Facebook也被批监管不力。

 

Facebook的应对策略

对于包括直播视频在内的不良内容,Facebook 目前采用的是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法。任务前端是 Facebook的用户,公司根据用户对视频的浏览和标记来跟踪不良视频。利用一些人工智能算法,挑选出潜在的不良视频(如儿童色情等)。此类视频被标记后,会送到Facebook 的内容审查部门,该部门有上万人每天观看数小时的视频,人工决定视频是否被删除。2017年5月3日,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更在财报发布会上宣布,Facebook计划2018年雇佣超过3000人来移除Facebook不恰当的内容,其中包括杀人、自杀以及其他暴力行为的视频。

扎克·伯格解释到,就目前来说,机器和自动化软件并不能完全解决负面内容的影响。Facebook直播业务是开放的,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但现在直播的价值已经被一些用户的不恰当使用、流媒体暴力事件破坏了,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力来进行实时监控。

美国:重点保护

未成年人和著作权

与国内专门出台网络直播规范不同,美国并没有对网络直播进行特别监管,网络直播的监管被以往的判例、成文法所约束,重点是保护未成年人。受到《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98,简称COPPA,2013年修订)的规制,谷歌、推特和脸书均不向13周岁以下的儿童开放。美国政府对网络管理的重点,就是通过立法防止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淫秽信息。譬如国内网络直播中经常会涉及的网络色情内容,在美国,针对成年人的色情内容受到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即言论自由的保护,成年人可以浏览色情材料——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坦利诉佐治亚州案件(Stanley v. Georgia,394 U.S. 557)的裁决中指出,“人们可以在自己家中秘密地观看任何他们想要观看的物品。”儿童则不可以,淫秽与儿童色情材料是所有人绝对禁止的,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均不得阅读——联邦最高法院在1982年纽约州诉菲波案件(New York v. Ferber,458 U.S. 747)的裁决中指出,“即使儿童色情物品不具有淫秽性,也不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言论。”有害于儿童的网络色情内容受到《儿童互联网保护法》(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的规制。2000年通过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把在网上向未满18岁的青少年传播色情内容视为犯罪,中小学校、公共图书馆等必须在其网络服务程序的目录上提供过滤器,确保未成年人不接触到有色情内容的成人网站。同时,如果在网络直播中有违反《梅根·梅尔网络欺凌预防法》( Megan Meier Cyberbullying PreventionAct) 界定的“任何人在跨州或跨国交往中,出于强迫、恐吓、骚扰他人或对他人造成实质情绪困扰的目的而使用电子手段传播的严重、重复的恶意行为”,受害人可以提起诽谤诉讼、“故意致人精神损害”的侵权诉讼甚至构成骚扰罪。

同国内一样,美国的网络直播中电竞游戏直播也是重要的内容,而电竞游戏直播的著作权问题也同样存在争议。早在1982年的Stern Electronics 诉Kaufman宇宙飞船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Stern Electronics, Inc. v. Kaufman)中,原告指控被控游戏画面和操作理念与其高度雷同,尽管其为实现同样的效果而使用了不同的代码。被告则认为,游戏软件系记载在电路板上的计算机程序,玩家通过操作该程序,形成能够被视听的画面和音效,因此玩游戏不是纯粹地播放视频影像,而是游戏中的影像随着玩家的操作而变化。基于此,原告主张的涉案游戏画面并非艺术创作。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则认为,虽然原被告游戏软件程序代码不同,但当游戏表现形式雷同时,游戏中不断出现的画面以及声音的聚合可以成为受著作权保护的视听作品。

 

韩国:推出多项法案予以规制

网络直播行业在韩国同样是新兴行业,游戏和“吃秀”都是韩国网民喜闻乐见的直播形式,但处于号称最严厉的互联网监管体系中,网络直播行业的从业者受到的约束也不少。2007年7月韩国通过了《信息通信网法》,正式实施网络实名制。这一制度规定,网民必须经过本人真实身份认证,才能在每日访问量大于20万人的媒体和访问量大于30万人的门户网站留言。之后几年里,日访问量1万以上的网站都需实行网络实名制,实行实名制的网站就有数百家。虽然2012年8月23日,韩国宪法法院认为“控制上传非法信息、在造成损失时能获知加害者的立法目的完全可以通过IP(网络地址)追踪和刑事处罚、损害赔偿等得以实现”,裁定网络实名制违宪(2015年,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公职选举法》关于“在选举活动期间,如果有人要在媒体官网等网站上发表对候选人或政党的相关意见,相关网站必须要进行实名认证”的规定合宪),但对于网络主播们来说,实名制仍然是必需的。2014年,韩国国会通过《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修正案》,不仅对网络主播和用户实行严格的实名制,而且对网站也实行严格规定,对违规的网站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的罚款。另外,根据规定,如果韩国网站不主动屏蔽有关淫秽、违法和涉嫌诋毁他人名誉的网络文章和影像资料等,网站要承担法律责任。此外,政府还成立“有害信息举报中心”,24小时监控网络色情。韩国媒体GameMeca2016年9月报道,新国家党议员李殷权针对网络个人直播提出了“关于促进信息通信网利用及信息保护等修订案”,要求个人直播经营者应当断绝本公司运营网站上的违法信息传播,应当实施实时监测以断绝违法信息传播,同时还应当建立有关个人直播的准则。

 

欧洲:实行未成年人保护与网站内容监管双管齐下

Facebook的全球用户数量超过10亿,其中3亿在欧洲,前面提到的瑞典90后的“直播轮奸”事件也引起了整个欧洲的震惊。目前欧盟在网络直播监管中,实行未成年人保护与网站内容监管双管齐下。早在2011年,欧盟委员会就在一个报告中指责12家社交网站保护未成年人不力。2016年通过,将于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法案》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规定,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必须获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签约,才能在社交媒体网站上进行注册:“关于直接向儿童提供信息社会服务的,对16周岁以上儿童的个人数据的处理为合法。儿童未满16周岁时,处理只有在征得父母责任的主体同意情形下,或授权儿童同意的范围内合法。”同时欧盟要求数字内容运营商、网络直播平台肩负起加强内容安全审查、上报网络舆情等方面的责任。

2016年5月,欧盟出台了最新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旨在强化视频分享平台的责任意识:提供视频和类别标注的平台必须保护未成年人,使其免受有害内容(如色情和暴力内容)影响,并保护所有公民免遭煽动和仇恨。具体措施包括,为用户提供能报告和标记有害内容、年龄验证或父母监管系统的工具。为了确保各类措施的持续有效性,欧盟委员会将邀请所有视频分享平台遵照《更好地保护在线未成年人联盟》的相关规定,为该行业制定行为规范。

除了企业自律之外,国家视听监管方有权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强制执行规定,有权处以罚金。欧洲视听媒体服务监管机构(ERGA),由欧盟28个成员国的视听监管方组成,其角色定位将在欧盟法律中列出。该机构将评估共同监管的行业规范,并向欧盟委员会提供建议。


作者: 来源:2017-13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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