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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黄金十年的冷思考

王澍:黄金十年的冷思考

 

本期客座总编辑

王澍:1963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2012年获得了世界建筑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个中国建筑师。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在古建筑保护方面存在误区,一些地方为了GDP对古建筑大肆拆除和破坏。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越发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梦”,必须立足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上,而有效地保护古建筑则是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意。

 

建筑在当代中国的变化

《检察风云》:2005年你的宁波五散房项目和宁波博物馆荣获国际 HOLCIM 可持续建筑大奖赛亚太区荣誉奖,2010年你又设计了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怎么做这些项目的?宁波这座城市为什么会在你的作品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王澍:宁波是我特别喜欢的城市,这个城市非常开放。有人说宁波是商人城市,没什么文化。但是商人有商人的特点,他们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事情每次都做得特别清楚。而且,也许是宁波缺乏文化,所以它才特别重视文化的讨论。

宁波美术馆的原址是宁波老码头的码头候船大楼。这样的码头,在中国近几十年来很多,它们也是传统的一部分。那次去看现场,有些艺术家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好,非常适合做美术馆。但是,如果新建大概需要2个亿,如果是改建,又省钱又保全了地区的一段文化历史。宁波方面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提议,我们的方案也中标了,这是一个以保护为前提的方案。里面的空间完全被保护,包括里面的信号塔都被保护下来。我们又拓展出来,将里面的空间和外面的现代城市空间衔接,我们称之为“高台院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

规划局一开始一直拖着不批,因为不理解。宁波博物馆也是,那地方有“小曼哈顿”之称。结果我就做了那样的建筑,有人就说,在这样现代化的新城的中心,你用这么旧的材料做这样的博物馆,是什么意思?我当时真是很担心,当脚手架拆完之后,可能出现一个比他们想象还要奇怪的建筑物,宁波市民是否会接受它?会不会提出强烈抗议?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我还是得到了很多的支持,毕竟,这件事情还是做完了。

后来他们请我去宁波的天一大讲坛开讲座,讲宁波博物馆的设计,来了上千人,我发现,如果我去和这些听众毫无保留的交流,他们都会特别高兴。事实上,大家对宁波博物馆也很认可,这从每天参观的人数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天的人流就突破了一万大关,一个月达到了一百多万,以至于宁波博物馆连续三个月没有安排馆休日。

《检察风云》:中国的建筑文脉有断层,这是不是让我们在面对西方话语的时候特别没有自信,特别容易跟风?你觉得一个中国建筑师,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建筑语言,是否就能和西方建筑师分庭抗礼?

王澍:在一个西方建筑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迷惑和迷失。已经有一些先驱做出了他们的努力,比如童寯先生,比如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和平饭店,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总结。和平饭店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里程碑似的作品,但基本上没有一个尊重好作品的意识。就像我的某些作品,想要去拍两张照片都拍不了,空调机在外面乱挂,里面肆无忌惮乱改造,有的甚至已经被拆掉。有些朋友打电话来说:“你不感到愤怒吗?这些作品在中国是什么位置他们难道不知道吗?”我说我一点都不奇怪,我刚做完的时候,有人就想炸掉它。我就说把它们当当代艺术,这就是中国现实中发生的事,我也想拿个大相机去现场拍一下,王澍的作品现在就是这样子了!我并不是一个追求永恒建筑的人,我感兴趣的是建筑在当代中国的变化。

一个中国建筑师如果一直坚持做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建筑,那么他们和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就有各自的优势,如果他们也做完全西化的建筑的话,那竞争就会比较激烈。很多中国建筑师都害怕赶不上西方的潮流,可是你要知道,你再怎么追赶,你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而已。你要知道真正的流行都是从自己的文化渊源中流淌出来的新思想、新设计,抛开了这个文化渊源来谈流行其实没有意义。所以我认为,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当下建筑的趋势,反而容易被人们接受。这些年我都在国外做这样的工作,很苦,但是发现西方特别有了解中国的欲望,这种相互理解需要更多相互交流才能获得。

早些年,国内大的建筑设计院几乎都是给西方建筑事务所画施工图的,几乎没有自己设计的机会,这两年已经有变化了。

 

“我和李渔在一起!”

《检察风云》:“钱江时代”是你做的唯一一个商业项目,怎么会做起商业性的项目来了?在造型上又非常特别,是怎么考虑的?

王澍:对,钱江时代6栋高层住宅,这是我唯一一次为房地产商做设计。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些青年建筑师发起了“实验建筑运动”,做一些非常有探索性的设计。但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这批建筑师总是在做艺术家工作室、茶室这类非常小规模的设计探索,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实验建筑运动。在我看来,实验建筑运动,首先要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与现实,对中国变化与现实中暴露的问题给予正面的回答。房地产在一个城市中,基本上都要占到90%的量,这是整个城市建筑中的主体,如果我们这批建筑师缺席的话,我们很难说我们的实验是有彻底性的。我说我要尝试着做一个商业性的项目,但是非常困难。因为房地产基本上都以追逐利润为目标,一个追逐利润的行业你要求它在建筑上有所探索,探讨艺术的问题、生活的问题,肯定有市场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困难。

“钱江时代”的房地产开发商,我们从一开始见面喝茶聊天,到最后他拍板做我的设计,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我记得那一天,他跟我说:“我下定决心了。我也理想主义一次,我们来做一下。”

我是从中国传统的生活经验出发来做这个设计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张图画出来,他拿到手直发愣,问我:“你的总平面图在哪里?”我画了两层楼的小盒子,里面住了4户到6户人家,我说我的基本观念是这栋楼,不管造多高,要让大家回到住在两层楼房子里的感觉,这个两层楼有一个很深的阳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院子,这个阳台上一定要有1米以上的覆土,可以种6米以下的树,不同的家庭可以种不同的树。我可以站在底楼说,那个种着桂花的是我家,那个种着玉兰的是我家。后来我就把这样的小盒子摞起来,成了6栋100米高的高层房子,这里面不仅包含了造型方面的探索,其实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延续和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

很多人认为我是不是反对造高层建筑,其实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高层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如何让高层不是简单的标准化公寓,而是能成为某种生活经验的延续?整个西方现代建筑的兴起就是从住宅建筑开始的,“一战”之后,城市被破坏,工业兴起,出现大量的工人,建筑师开始在这个领域里崭露头角。用快速、廉价的方式来解决居住的难题。一开始就有很多的争论,完全标准化的住宅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住宅,那是把工人安排在流水线上,用最简便的方式来安排你的生活,用马克思的说法,是把异化的人作为前提来生活的。

《检察风云》:近十年来,房地产迎来了黄金十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如火如荼。对于中国现在的城市发展方向,你持什么样的立场?

王澍:现在中国那些高楼大厦,我看了都挺反感。城市的街道是供人漫游,不是用来跑车的。所以我说上海还可以算城市,北京只剩下交通大马路了。没有街道的城市还能称之为城市吗?所以说上海非常幸运。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现代城市,就在那盲目地开发城市。用宽大的马路围合超级市场和住宅区,这是城市吗?这是典型的美国郊区啊!

我在80年代以言论激烈著称,90年代沉默,2000年以后埋头做实践。这是因为,我觉得建筑问题,光靠讨论是不够的,需要有人做出实实在在的作品。杭州的“钱江时代”楼盘设计,它提供了一种尺度,一种建筑和周边景观环境关系的样板。它回答了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要不要建高层建筑,基本上在怎样的一个体量?我们测算过,七八层楼就够了,根本不需要造得特别高,就能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要。高层,满足的其实是欲望!那是某种权力、财富和表达的欲望!它和生活本身的美好无关!

《检察风云》:中国的城市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处都是拆迁和工地,对此你怎么看?

王澍:现在城市居民在城市里反复搬家,都成“移民”了,都找不到自己的老家在哪了。历史形成的社区整个瓦解了,新建的住宅区都没有社区的观念,这些是公共建筑吗?它们连最基本的社区结构都不存在。“保护性拆迁”是个很荒诞的问题。集体化大生产、大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背景,这是直接导致问题的条件。我有时候甚至极端地说,我根本不是现代的人,我生在17世纪,我和李渔在一起!

 


作者: 来源:2017-14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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